钱谦益的史学贡献
�林院孔目。元朗好谈兵,以经世自负,浮沉冗长,郁郁不得志,每喟然叹曰:“吾有清森阁在东海上,藏书四万卷、名画百签、古法帖鼎彝数十种。弃此不居而仆仆牛马走,不亦愚而可笑乎?”居三年,遂移疾免归。海上中倭留青溪者数年,复买宅居吴门,年七十始归云间。元朗风神朗澈,所至宾客填门。妙解音律,晚畜声伎,躬自度曲,分寸合度。秣陵金阊,都会佳丽,文酒过从,丝竹竟奋,人谓江左风流,复见于今日也。吴中以明经起家官词林者,文徵仲、蔡九逵之后二十余年,而元朗继之。元朗清词丽句,未逮二公,然文以修谨自励,蔡以刻见讥,而元朗风流豪爽,为时人所叹羡,二公始弗如也。元朗集累万言,皇甫子循为叙,又有《何氏语林》、《四友斋丛说》行于世。尤侗撰《明史·何良俊传》初稿
良俊,字元朗,华亭人。少而笃学,二十年不下楼,或挟荚行游,忘堕坑岸,其专勤如此。与弟良傅同学。良傅举进士,官南祠部郎,而良俊以岁贡入胄监。时宰知其名,用蔡羽例,授南京翰林院孔目。良俊好谈兵,以经世自负,浮沉冗长,郁郁不得志,每喟然叹曰:“吾有清森阁在东海上,藏书四万卷、名画百签、古法帖鼎彝数十种。弃此不居而仆仆牛马走,不亦愚而可笑乎?”居三年,遂移疾归。海上中倭留青溪者数载,年七十始归云间。良俊风神朗澈,所至宾客填门。妙解音律,晚畜声伎,躬自度曲,分寸合度。秣陵金阊,都会佳丽,文酒过从,丝竹竟奋,人谓江左风流,复见今日也。所著《文集》及《语林》、《丛说》行于世。《明史·何良俊传》
其后,华亭何良俊亦以岁贡入国学。当路知其名,用蔡羽例,特授南京翰林院孔目。良俊,字元朗。少笃学,二十年不下楼,与弟良傅并负俊才。良傅举进士,官南京礼部郎中,而良俊犹滞场屋,与上海张之象,同里徐献忠、董宜阳友善,并有声。及官南京,赵贞吉、王维桢相继掌院事,与相得甚欢。良俊居久之,慨然叹曰:“吾有清森阁在东海上,藏书四万卷、名画百签、古法帖鼎彝数十种。弃此不居而仆仆牛马走,不亦愚而可笑乎?”遂移疾归。海上中倭,复居金陵者数年,更买宅居吴阊。年七十始返故里。
另外,《明史》中如唐寅传、祝允明传等都与《列朝诗集小传》有言辞吻合之处。这不仅体现了钱谦益的史学价值,更体现了他的史学影响。
第二,有关明史疑案遵从钱谦益的论断
明初史事疑案甚多。这不仅是明代各史家关注的焦点,更是清修《明史》诸史臣考辨的重点。靖难之后,建文帝逊国与否是当时史学界争论的一个焦点。王世贞认为建文逊国说不可信,“大抵建文出亡与否不可知”,体现了存疑的精神。但此后伪史杂出,不少附会建文逊国故事的记载流布民间。其中以《致身录》和《从亡笔记》影响最大,以至于像谈迁这样以严谨著称的史家都信以为真。钱谦益于崇祯年间作了《考》及《书考后》两篇文章,以确凿的事实考证出二书乃是伪书。曾任清修《明史》馆总裁的王鸿绪说:
逊国诸书大率附会而《致身录》最后出,汇诸说而缘饰之,遂为好事者所称道。崇祯中,南京给事中欧阳调律上其书。学士钱谦益据吴宽所撰《彬墓表》作《致身录考》,指出其必无者十,固已无遗议矣。《明史例案》卷3《王云横史例议下》
看来,钱谦益的考证成果是得到普遍认可的。在此基础上,钱谦益进一步指出:
大抵革除事迹,既无实录可考,而野史真赝错出,莫可辨证……正史既不可得而见矣,后之君子,有志于史事者,信以传信,疑以传疑,无好奇撺异而遗误万世之信史,则可也。
可见,钱谦益对建文逊国与否也是持“信以传信,疑以传疑”态度。但是,钱谦益在其晚�
良俊,字元朗,华亭人。少而笃学,二十年不下楼,或挟荚行游,忘堕坑岸,其专勤如此。与弟良傅同学。良傅举进士,官南祠部郎,而良俊以岁贡入胄监。时宰知其名,用蔡羽例,授南京翰林院孔目。良俊好谈兵,以经世自负,浮沉冗长,郁郁不得志,每喟然叹曰:“吾有清森阁在东海上,藏书四万卷、名画百签、古法帖鼎彝数十种。弃此不居而仆仆牛马走,不亦愚而可笑乎?”居三年,遂移疾归。海上中倭留青溪者数载,年七十始归云间。良俊风神朗澈,所至宾客填门。妙解音律,晚畜声伎,躬自度曲,分寸合度。秣陵金阊,都会佳丽,文酒过从,丝竹竟奋,人谓江左风流,复见今日也。所著《文集》及《语林》、《丛说》行于世。《明史·何良俊传》
其后,华亭何良俊亦以岁贡入国学。当路知其名,用蔡羽例,特授南京翰林院孔目。良俊,字元朗。少笃学,二十年不下楼,与弟良傅并负俊才。良傅举进士,官南京礼部郎中,而良俊犹滞场屋,与上海张之象,同里徐献忠、董宜阳友善,并有声。及官南京,赵贞吉、王维桢相继掌院事,与相得甚欢。良俊居久之,慨然叹曰:“吾有清森阁在东海上,藏书四万卷、名画百签、古法帖鼎彝数十种。弃此不居而仆仆牛马走,不亦愚而可笑乎?”遂移疾归。海上中倭,复居金陵者数年,更买宅居吴阊。年七十始返故里。
另外,《明史》中如唐寅传、祝允明传等都与《列朝诗集小传》有言辞吻合之处。这不仅体现了钱谦益的史学价值,更体现了他的史学影响。
第二,有关明史疑案遵从钱谦益的论断
明初史事疑案甚多。这不仅是明代各史家关注的焦点,更是清修《明史》诸史臣考辨的重点。靖难之后,建文帝逊国与否是当时史学界争论的一个焦点。王世贞认为建文逊国说不可信,“大抵建文出亡与否不可知”,体现了存疑的精神。但此后伪史杂出,不少附会建文逊国故事的记载流布民间。其中以《致身录》和《从亡笔记》影响最大,以至于像谈迁这样以严谨著称的史家都信以为真。钱谦益于崇祯年间作了《考》及《书考后》两篇文章,以确凿的事实考证出二书乃是伪书。曾任清修《明史》馆总裁的王鸿绪说:
逊国诸书大率附会而《致身录》最后出,汇诸说而缘饰之,遂为好事者所称道。崇祯中,南京给事中欧阳调律上其书。学士钱谦益据吴宽所撰《彬墓表》作《致身录考》,指出其必无者十,固已无遗议矣。《明史例案》卷3《王云横史例议下》
看来,钱谦益的考证成果是得到普遍认可的。在此基础上,钱谦益进一步指出:
大抵革除事迹,既无实录可考,而野史真赝错出,莫可辨证……正史既不可得而见矣,后之君子,有志于史事者,信以传信,疑以传疑,无好奇撺异而遗误万世之信史,则可也。
可见,钱谦益对建文逊国与否也是持“信以传信,疑以传疑”态度。但是,钱谦益在其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