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了这个世界。

  我一直认为对于他来说是一种解脱，但解脱过程太残忍。

  以前跟着别人去录像厅抱着学习和批判的态度看《满清十大酷刑》，想不到现实中还有更加触目惊心的侮辱，人对人的凌辱，易子而食，是这世界最丑恶的行径。

  没疯之前，他喜欢上了一个姑娘，姑娘也喜欢他。他们相识在一个秋风飒爽的清晨，在镇上唯一的书店里。

  他们在一起读《苦恋》，里面写到迁徙的大雁在天空排成“人”字，他们想“人”就该写在天上而不是被踩在地上。

  女孩的母亲开始坚持不答应他们在一起，但女孩比安娜·卡列宁娜还要倔强，为了爱情奋不顾身，把剪刀架在脖子上，如果父母不同意他们在一起就自刎。

  那一年，为了理想，他说他必须去北京跟志同道合的同学朋友会合，使命在召唤。

  姑娘说等他。

  回家后，他再也不是原来的他。他的脑袋受到重创，疯了。

  没有人知道他在北京生了什么，即使知道，也只能窃窃私语，恐惧笼罩在每个人头顶上。

  闭嘴不谈，成为了明哲保身的教条。

  女孩的父母更有理由了——你难道想跟一个疯子结婚耽误自己一辈子吗？

  女孩被锁在屋里哭了几天，最后被逼嫁给了一个包工头儿。

  结婚那天，疯子出现在了迎亲队伍前面，人们想上去拉开他，他突然倒地，口吐白沫。

  外公、外婆和父母赶到那里时，疯人已经结束了嚎叫，扭曲着的身体都冰冷了。

  他喝了农药，走得很痛苦，指甲全部被抓破了，露出白森森的骨头，额头上撞了几个大洞，鲜血长流。

  爱情、理想、生命，顷刻间都化为乌有。

  后来，没有人再提到他。清明节上坟时，我们才会想起，田野的杂草丛那里有一关坟，埋葬着我的舅舅。

  那时我还小，不懂利害关系，每次给舅舅上坟扫墓都会哭得很厉害，嚷着要外公外婆还我的舅舅。

  在我幼小的心灵里一直存在偏见，好像是是家人让舅舅变疯了，然后从我手里夺走了他。

  长大了，明白了真相。

  真相不一定比谎言更能让人舒坦，真相往往比谎言更加残酷无情，更加鲜血横流，不能让人直视。有时生活在谎言里也算一种幸福。

  如今，只有一张黑白照片还能让我想到我的舅舅，那是他站在外婆家的橘子树上照的，深秋的阳光铺在他脸上，他眯着眼睛，微笑着，很自信，似乎一切都在他的掌控之中。

  他们是纯正的“**”一代，如此坦诚而**裸地将理想和诉求暴露在国家机器面前，这样的勇气何尝不是现代人缺少的“摩罗精神”。

  于越说：“他们不理智、幼稚，纯傻逼。”

  我说：“每一代人都有傻逼，正是有这些傻逼，让这个世界变得才不那么糟糕。他们只是太急于改变，有太偏激，但请不要侮辱了他们那股纯白的精神。”

  然后，我对他伸出了中指。

  他以相同的姿势回敬了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