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r />   由于以上原因，与裴寂比，刘文静刚开始地位的确不很高，那也是应该的。裴寂首谋起兵。高祖出兵，裴寂出物资。所以一开始就封县公。后来又一直在高祖身边出谋划策，从事具体工作。但即使如此，高祖也没亏待刘文静。京师平，裴寂进封魏国公，刘文静在歼灭屈突通残余后，封鲁国公，均为大国。高祖登基，裴寂为右仆射，刘文静为纳言。不久又一起得免二死，在此以前，刘文静正与裴寂意愿相同，也“位望略同”，按理不该有妒忌之心。

  如刘文静谏“贵贱失位”是事实的话，那么他去打薛举当在高祖登基以后。从三月跟太子从洛阳回，到去西线，中间最多有两、三个月在朝廷与裴寂在一起。那是他一生的顶峰，不至于与裴寂“有所是，必非之”吧按李世民说是四月下旬才回，那最多一、两个月。如从洛阳回来就去西线，那是连这一、两个月都不会有。

  这以后就是李世民七月兵败泾州，代李世民受罪责了。

  按新唐高祖本纪功臣免死约于武德元年八月初六戊寅。李世民败于泾州，是七月初九壬子，刘文静已当了替罪羊。尚能得免二死待遇。刘文静除名是在壬申日，新唐称八月当误。该年八月癸酉朔，无壬申，壬申当是七月二十九。即败后二十天，除名前七天。高祖当然已知西线败讯，还对他特别照顾，没忘了他的功绩。

  真正使刘文静与裴寂地位悬殊的不是别的，正是这七月之败。除名后，刘文静栽了下去，也就失去了与裴寂共议朝政的资格。所谓裴寂“有所是，刘文静必非之”，根本就没有这个可能。

  不久刘文静又跟李世民去打薛仁杲。平后，以功复其爵邑，拜民部尚书。十一月二十二日癸亥，李世民至长安，刘文静当是此时回长安的。但十二月初二壬申，李世民即为陕东道，他担任陕东道行台右仆射。在京只有九天，充其量与裴寂见上一面，不会有议朝政的机会。当时他任民部尚书也只是个名，何况远在仆射之下。不久又与李世民一起镇长春殿，一时连议朝政的资格也没有。这我们已知道，实际是攻蒲坂。这是他当时的真正任务。

  裴寂无门第观念，刘文静等级观念强，两人或有分歧。但因位望悬殊，裴寂“有所是，必非之”简直不可能

  我们可以相信，刘文静确实对裴寂有妒忌之心。但由于不在一起，裴寂可能到刘文静死，还蒙在鼓里。

  既然使刘文静栽下来是七月之败，替李世民当替罪羊。那么顺利成章的是，刘文静有怨望，当首先冲李世民，其次才是妒忌裴寂。

  真正在高祖面前告刘文静的，根本不可能是裴寂。第一个嫌疑犯当是李世民。

  刘文静怨望李世民，使七月之败真相可能暴露危及李世民，这是李世民告他的第一动机。

  刘文静正与李世民镇守长春殿。上告这样的大将必先经过李世民。无论是刘文静之妾，还是妾兄都不可能自己告到高祖那儿，除了李世民代为转达还有谁甚至我们还可问：究竟是李世民代他们转达还是李世民利用他们除掉刘文静其他人也未必肯转达，能转达并肯转达，必是地位高，又欲制刘文静于死地的人。

  李世民说，他在唐高祖面前为刘文静说话，纯是一派胡言。什么：“昔在晋阳，文静先定非常之策，始告寂知；”既表白刘文静不是自己所害，又借此为自己贴金，把晋阳起义说成是自己与刘文静策划的。他人在朝邑，又如何为刘文静开脱蒲坂是顽固堡垒，令他攻克。独孤怀恩攻了一百一十天未克，就受唐高祖责备。而此时李世民已攻了二百六十九天了，难道他还能擅离职守

  假使李世民此时确在长安高祖身边，那问题还要严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