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响力，可以超越坏的国家机器，以及坏的制度政策。

  首先，日据时代的台湾经济，是一种相当典型的殖民地经济模式，即以台湾的自然资源与人力，来培植宗主国日本的整体发展，依靠从台湾掠夺的资源，来养肥日本本土的经济与工业。

  为了有效实现控制台湾经济命脉和掠夺台湾资源的目标，日本殖民当局从1910年开始就在台湾设立专卖局，对台湾最主要的盈利产业，如石油、烟草、食盐、樟脑、鸦片、酒类等由官方垄断性专卖管理，从中牟取暴利，其收入占殖民当局财政总收入的50。但同时也严重挤压了私人资本和民营企业的生存空间——凡是最赚钱的行当，基本都被在台湾的日本殖民当局或日本商社把持垄断，台湾本地人根本不准插手，还要在出口原材料和进口日用品的过程之中，承受各种沉重的盘剥，故而台湾人一向对专卖制度最为诟病。

  其次，日本也一直在迁移本国侨民定居台湾。只是由于台湾的面积有限，人口稠密，故而移居台湾的日本人，在数量上不如东北三省的“满洲开拓团”，但也多达三十万之众，并且在台湾享受超国民待遇。

  不过，虽然日据时代对台湾人来说有着上述种种不如意之处，但毕竟没有残酷的万人坑（作为预定的农业和木材基地，日本在台湾也没有建设多少重工业），也没有“满洲开拓团”那么过分的跑马圈地（日本商社和侨民占地还是有的，但至少比东北温和一些），只是用不平等的经济和贸易政策来掠取台湾的农产品和原材料，外加法律上的若干歧视而已，其程度并没有超过同期中国大陆人民头上压着的“三座大山”。而日本殖民当局的办事效率和廉洁程度，甚至还要比腐朽黑暗的晚清地方官府更好一些。

  实事求是地说，在曾经被日本占领的各个地区之中，台湾是治理得最为成功的一块殖民地，甚至要胜过朝鲜。当时台湾人对日本殖民政府的认同程度，可能略逊于英属香港，但至少达到了英属印度的水平。

  而与此同时，在海峡对岸的中国大陆上，却是一片军阀混战、遍地饿殍、愚昧落后、民不聊生的空前惨状。与之相比，台湾人在日本殖民统治之下，虽然屈辱却相对安稳的日子，居然让民国时代的不少大陆同胞感到羡慕，同时也让一些台湾人对祖国彻底失去了信心——他们不再抵触日本的统治，而是真正地想要融入日本人之中，开始努力学习日语，适应日本的文化风俗，试图让自己“归化”成日本人。

  结果，当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的时候，相对于中国大陆的“地不分南北，人不分老幼，皆有守土抗战之责”，台湾百姓的心情却是五味杂陈，其中既有渡海参与抗战的爱国义士，也有充当苦力追随日军行动的“志愿者”，而绝大多数人则是对着这动荡的时势无可奈何，只能从心里叹息着战争带来的悲哀。

  （日本人认为台湾人和中国人是同文同种，难免担心台湾人在战争中对日本人倒戈相向，袒护中国。因此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前，台湾人并没有当兵的义务，最多只是“志愿”被招募为随军苦力和挑夫罢了。）

  在这一背景之下，日本殖民当局为加强对台湾社会的控制，把台湾打造成“大东亚圣战”的后方基地，在台湾掀起了皇民化运动——具体来说，就是在台湾实施一整套强制推行日本文化的教育活动，隔绝台湾与中国之间的文化联系，把台湾民众培养成为天皇臣民，简称“皇民”，为日本发动的侵略战争效力。

  在1937年之前，日本在台湾已经断断续续地实施了一些皇民化政策，例如在台湾学校把日语定为国语，在政府部门按照日本节日放假，出版日语报纸等等，但有关当局推行不甚得力，效果也不够显著。

  到了1937年之后，这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