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岛内各地针对日本殖民者的大规模武装反抗，已经基本宣告平息，只剩下一些零星的小规模冲突——论涉及人数和社会影响力，恐怕还不如日本国内的抢米暴动。

  总之，迫于严酷的现实，台湾人民最终还是从激烈反抗到无奈顺从，毫无选择地接受了日本人的统治。

  另一方面，在台湾殖民统治秩序建立的年代里，日本的最高权力还是由文官政府主导。虽然日本的文官政府也并非善类，但至少在残忍暴虐的程度上，还不如日后挑起世界大战的军国主义者那么可怕。

  所以，日本帝国当时对台湾的统治艺术，基本达到了英属印度殖民地的水平，让台湾人民感到又爱又恨——虽然高压统治和奴役剥削都是板上钉钉的事实，而二等人的歧视待遇更是让台湾人深感屈辱，但日据时代的各种基础建设，同样也与台湾的现代化密不可分，其残痕一直绵延在现今台湾人的生活之中。

  著名的台湾历史学家许倬云，在接受大陆媒体采访时，就曾经如此说道：“……日本人治台，跟治朝鲜、治东北不一样，相当花力气。有一个人叫后藤新平，主张把台湾建设成一个现代的地方：排除了瘟疫、盖好了水利、普及了教育、还有了不贪污的法院。这些事情，让台湾老百姓从心里也投降了。”

  确实，在日本占领的时代，日本殖民当局一方面对台湾民众实施苛酷的鞭挞，但在另一方面又施以怀柔政策，在台湾进行了相当程度的现代化建设。例如上文所说的后藤新平，在其担任台湾民政长官期间，就大力推动台湾的铁路、海港和公路建设，为台湾打造了现代化的交通系统，几条重要的铁路干线被一直沿用至今。此外，他还在台湾建设了最早的一批发电站，铺设了电网，奠定了日后台湾工业发展的基础。

  另一位献身台湾水利事业，主持修筑了嘉南大圳水利工程的日本工程师八田与一，在很多台湾人的眼中，更是犹如白求恩医生一样可敬——在日本殖民台湾之前，位于台湾西南部的嘉南平原由于缺乏雨水，曾经长期是一片荒芜的不毛之地，而日本水利工程师八田与一则决心改变这一现状，将这片荒野变成良田。

  他在台湾花费了十年的光阴，与当地民众齐心协力，建成了当时亚洲规模最大，也是世界第三大的乌头山水库。同时修筑了总长度一万公里的灌溉水道，足以灌溉嘉南平原十五万公顷的农田，占全岛耕地的百分之十四。有了灌溉水渠，再加上彻底的土地改良，当嘉南大圳于1934年最终完工的时候，之前困扰嘉南平原的洪水、干旱和盐碱化等三大开垦障碍，全部都被基本扫除，农业产量从此遽增，六十万农民受惠，也让八田与一至今仍受台湾人的感激和怀念——嘉南人民为了感念他的贡献，在乌头山水库旁边铸造了一座身着工作服、穿工作靴、席地于堤堰上沉思模样的八田与一铜像，迄今依旧巍然矗立。

  在公共卫生方面，日本殖民当局也对台湾普及了现代的公共医疗体系，大幅度降低了各类传染病的发生率，同时又在台湾禁绝鸦片、废止缠足，推广卫生常识，让台湾人初步具备了现代卫生观念。

  此外，日本还在台湾强制推行了六年制小学义务教育，到1944年，台湾本地学童就学率已有71。17％，不仅远远胜过遍地文盲的中国大陆，也高于当时世界的平均水平。虽然高等教育依然优先为日本侨民服务——例如在日据台湾仅有的一所最高学府台北帝国大学，始终以日本侨民为学员主体，台湾当地学生很难考入就读。1945年，台北帝大的1666位学生之中，台藉者仅为322人——但至少是普及了初等教育。

  当然，日本殖民者并非慈善家，他们建设台湾的根本目标，还是为了从这里榨取资源，以及移民拓殖——没有一个“好日本人”或很多“好日本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