们早几年以前就发过誓要革命的，可那又算得什么呢？难不成你当真去质问他？”周炳听到哥哥拿李民魁、何守仁这些人去比陈文婷，心中大不以为然，但是又不好说什么，就闭起嘴巴不吭声。

  周榕去了香港之后，十月一日那天晚上，周炳到“西来初地”里面一条又脏又窄的小巷子参加时事讨论会。这里是公共汽车的卖票员何锦成的住家。他家里如今只有一个六十好几岁的老母亲，和一个两岁多的儿子，小名为“多多”。他老婆何大嫂原来也是香港的工人，罢工回来之后，在一间茶室里当女招待。去年十月，有一次反动的茶居工会派出许多武装去捣毁酒楼茶室工会，她为了保卫革命的工会，和那些化了装的侦缉、密探冲突起来，当场中枪身亡，到如今已经整整一年了。周炳到了他家，跟何锦成谈了谈外面白色恐怖的情况，不久，沪、粤班船海员麦荣，普兴印刷厂工人古滔，沙面的洋务工人黄群、章虾、洪伟都到了，大家就谈起来。讨论的题目自然而然地集中在国民党的逮捕、屠杀等等白色恐怖的措施，和广州工人怎样对待这种白色恐怖的问题上面。讨论会一下子转为控诉会。他们计算了一下，仅仅在西来初地这条街道附近的一千多居民当中，从今年四月到现在的半个年头里，就叫国民党胡乱杀死了十七个人。这些人都是有名有姓的，他们都能够把这些人一个一个地数出来。他们有些是共产党员，有些只是普通的工人和学生，也有一些只不过跟那些侦缉、密探个人有点过不去，还有一些简直什么原因也没有。这十七个人算起来仅仅包括这附近一带的遭难者，顶多不过占了全城的千分之一；再数远一点，就简直数不清，更不要说全广州，全广东，全中国了。大家越谈越激动，越谈越愤恨，都认为非来一次狂风暴雨般的革命不可。——没有一场像前几天那样的台风，这广州全城是没有法子洗得干净的。何锦成更是沉痛激烈。好像只有今天晚上就暴动起来，他才称心。散会的时候，他向大家提议道：

  “都别忙走。请你们到我家母的房间里去看一看吧！”

  大家跟着他走进他母亲的房间。房间很小，仅仅放下了两铺床，和一张小茶几。一铺床上睡着三个小孩子，一铺床上睡着四个小子，年纪都在两岁到五岁之间。茶几上那盏小煤油灯照着他们的脸，使大家刚刚看得见。何老太太在厨房里洗衣服，房间里没有别的人。何锦成给大家介绍道：

  “那边是一对姐、弟和一对兄妹，这里三个是三家人，我们的多多也在其中。只有他算是还有个老子，其他四家都是孤儿，娘、老子全没了！你们看，他们睡得多好，连一点危险也不知道呢！”

  周炳跟着他的手势往床上看，孩子们的确睡得很好，不但不知道危险，连蚊子叮着也不管。他们穿的衣服都很破烂，脸上又黄又瘦。那床板和席子都因为太旧而变黑了，并且发出霉臭的气味。蟑螂和盐蛇在他们身边爬行。两边床上都没有挂帐子，蚊虫在他们身上盘旋飞翔，嘤嘤地叫唤。但是不管怎样，他们全都甜蜜地、驯良地、甚至有点放肆地睡着了，睡得很熟了。麦荣走到床前，逐个孩子拿手去摸，又对周炳说这是谁家的，父母怎么死的；那是谁家的，父母又怎么死的。末了，说：“幸亏有个慈善心肠的何老太，不然的话，他们准是活不成的了！看敌人下多么毒的毒手！”章虾和黄群两个女的心肠软，对着这些无辜的孤儿，忍不住哽哽咽咽地哭起来。周炳想起自己的大哥和表姐，也在一旁陪着掉泪。

  从西来初地出来之后，古滔一个人朝东走，其余黄群、章虾、洪伟要回沙面，麦荣要回白蚬壳，周炳要回河南，都朝南走。在路上，周炳掏出一封封了口的信，要黄群托冼大妈交给胡杏，让胡杏转交给陈文婷。他在这封信里，再约陈文婷到长堤先旋公司门口见面。第二天，黄群起了个绝早，把那封信交到她表舅母的手里。冼大妈挑起一担箩筐，马上就过江，从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