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最外边是现在的位置。老流氓孔建国午觉儿一定是靠左边睡的，左边的身子被竹编凉席硌出清晰的印子，印子上粘着一两片竹篾儿。老流氓孔建国头发乱蓬蓬的，说完上述这番话，他点了棵“大前门”烟，皱着眉头抽了起来。

  我爸爸说，他小时候上私塾，填鸭似的硬背《三字经》、《百家姓》、《千家诗》、四书和五经，全记住了，一句也不懂。长到好大，重新想起，才一点点开始感悟，好像牛反刍前天中午吃的草料。我爸爸总是得意，现在在单位做报告，常能c一两句“浮沉千古事，谁与问东流”之类，二十五岁以下和五十岁以上的女性同事通常认为他有才气有古风。

  当老流氓孔建国说上述这番话的时候，我一句也听不懂。我也是刚刚睡完午觉，脑子里只想如何打发晚饭前的好几个钟头。我觉得老流氓孔建国少有的深沉。说话就说话吧，还设问，还排比，还顶真，跟语文老师似的。心里痒痒、一定要做的事情，我也经历过，比如被n憋凶了踮着脚小跑满大街找厕所，比如五岁的时候渴望大衣柜顶上藏着的萨其马，比如十五岁生日的时候想要一双皮面高帮白色带蓝弯钩的耐克篮球鞋。

  所以现在我想起来后怕，如果没有老流氓孔建国对我的私塾教育，我这一生的绝代尤物将一直是便急时的厕所、萨其马和皮面高帮耐克鞋之类的东西。

  抓女流氓

  老流氓孔建国已经很老了，比我大出去二三十岁。和唱戏的类似，流氓四五岁一辈儿人。常有出了大名头的老流氓被隔了一辈儿的小流氓灭了，一板砖拍傻了，一管叉捅漏了，这也和唱戏的类似。按年龄算，从道上的辈份上论，我和老流氓孔建国足足差出五六辈儿。

  我当时十七八岁，正是爹妈说东，我准往西的年纪。

  搬进这栋板楼之前，我老妈反复强调，这楼上楼下，绝大多数是正经本分人，可以放心嘴甜，滥叫爷爷乃乃叔叔阿姨，给糖就要，给钱就拿，不会吃亏。他们家的孩子找茬，我可以自行判断，如果有便宜占，就放手一搏，别打脸，瞄准下三路，往死里打。但是有两组人物，我必须躲着走。

  其中两个人物是一组，姓车，是朝鲜族的一对孪生姐妹，眉毛春山一抹，眼睛桃花两点。脸蛋长得挺像，一样的头发过肩，但是身材有别。一个小巧，跌宕有致。一个健硕，胸大无边。所以小的叫二车，大的叫大车。刚刚改革开放，大车、二车就仗着非我族类而奇装异服，我老妈眼尖，看见她们“脚脖子上都戴金镯子，叮当坏响”。

  大车、二车总是双宿双飞，她们驶进楼里的时候，我总是放下手里的教科书和作业本，跑到阳台，扒着张看她们的奇装异服，看她们又拉来了什么人物，看她们一清二楚的头发分际，分际处青青白白的头皮，分际两边油光水滑的头发。当时还没有“海飞丝”，劲松小区还是庄稼地，夏天可以在稻田里捉蜻蜓，武警官兵在周围养猪放羊。我洗头用一种“灯塔”牌的肥皂，涂上去感觉自己的脑袋像个大号的猪鬃刷子，但是我记得清清楚楚，大车、二车的头发没有一点头皮屑，茁壮得像地里施足肥料的油绿绿的庄稼。那种油光水滑，眼珠子掉上去，也会不粘不留地落到地上。我的眼睛顺着她们的头发滑下去，她们雪白的胸口一闪而过，我的心里念着儿歌：“小白兔白又白，两只耳朵竖起来。”可我知道，竖起来的不是耳朵。

  那时候我爸是单位里的忙人，代表群众的利益，出门挣钱，常年在外。我姐姐是老实孩子，剃个寸头，促进大脑散热。用功无比，还是老拿不了第一，把头发剪得再短，也当不了她班上男生心目中的第一大牲口（学习好的女生都是牲口），于是头也不抬，更加用功。我老妈小时候是农民，长大混到城市当了工人，是国家的领导阶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