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 5 部分
�洪晃妈妈的家宴这时候设在东偏房，家宴上总有她拿手的“赛螃蟹”与“八宝鸭”。那是一种令人感动的精致，这精致与这院子在一起，构成了一种这家庭无论遭遇什么周折都值得骄傲的东西——有许多东西被改变了，有许多东西不能改变，历史不过是它周围盘旋的浪花而已。
洪晃小名叫“妞妞”、“妞子”，因为从小跟着姥姥、姥爷长大，她的童年完全是大红门里被八十多岁的老人章士钊惯坏了的“小公主”、“小霸王”。这个大红门内的童年曾经完全是与世隔绝的世外桃源——姥姥从来不许她吃外边的东西，所以她说她二十多岁才吃到北京的卤煮火烧。跟着姥爷出门吃饭，她与姥爷一起坐当时象征特权的老式伏尔加，而上幼儿园是姥姥每天推着小铜车接送。上小学时候姥姥不让在外边上厕所，说是外边的厕所脏，撒n都要憋着回家，所以寄宿前她根本不知道蹲坑是什么样。大院外有小杂院，小杂院的孩子都哄着她玩。而姥爷章士钊每天就是陪她下棋、打扑克哄她赢。这是一个沉浸在过于温馨的“大家”之中的脆弱童年，有关的两个细节，一是因为家里爱吃r松，洪晃记得就有个福建师傅每个月会来炒一次r松，“十斤二十斤r，就在我们家挥汗如雨地炒一天，满院子都是炒出来的香味”。二是洪晃妈妈回忆，说洪晃小时候曾经有一次偷拿了桌上姥姥的钱，自己买了一大堆三分、五分钱的冰g，坐在大门口门d里。向过往的小孩免费发放冰g。
这样的童年，当一下子被推出大红门的时候，真是“一下子被吓着了”。
朱伟说洪晃的家庭（下）
每个人都会珍惜自己的历史烙印。就历史烙印而言，洪晃把自己归为“60年代的孩子”。她看重60年代带给她的反叛精神，尽管这种反叛精神生成于一段畸形的历史之中。
对洪晃而言，最初的反叛意识诞生于走出史家胡同四合院的红门之后，从九岁开始。九岁姥姥去世，父亲在牛棚，母亲在干校，她一下子给送到外语学院附小寄宿。这所学校当时收的都是祖宗三代清一色的工农兵子弟，而阿姨给她准备的却是薄丝绵与厚缎面的两床被子、一条印着英文字母的圣诞节床单、三个盆三条毛巾——一个洗脸一个洗脚一个洗p股，还有无数小吃。这把她一下子推成了全班工农孩子们的敌人。早饭是从r松小馒头一下子变成了窝头咸菜棒子面粥；工农孩子们自觉地都与她划清界线，没人理她没人与她说话；晚上躺在床上，周围小伙伴一个个都会旁敲侧击对她进行批判。在这过程中，一个孩子开始憎恶大院里曾经给过她的那种生活，因为它们带给她太多的灾难。洪晃说，那时候挖防空d，要求用书包背土，大家为显示不怕苦不怕累都要背。家里人见她回来肩膀是肿的，心疼她，觉得小孩怎么能受这样的罪，于是专给她准备了一个底下有许多小d的书包。这样每次背土都感觉越背越轻，那书包里的土边走边漏，结果对她又成了极大的灾难。这样的环境里能从孤独中走出来的方式只有与大院生活划清界线——她开始尽量拒绝一切小时候喜欢的东西，回到家一桌子的菜就是不吃，没有补丁的衣服就是不穿，冬天就是恨自己手上没有口子。在不知道什么是价值观的时候，这个社会迫使她“脱胎换骨”地反叛，使她变成了一个极端的孩子——吃饭就是熬白菜好吃，捡马粪她会挑新鲜的往书包里装。洪晃说：“1973年我第一次坐飞机，与妈妈陪姥爷去香港。我那时候真是特别混蛋，亲戚送的欧米茄手表，接过来就扔在地上碎摔了；送的好衣服我全给撕了。这种改变的结果是，1970年姥姥死的时候，我知道伤心，姥姥躺在那儿，我坐在旁边给她梳头，因为我看到姥姥头发乱了，而平时她的头发都特整齐。而姥爷死的时候，真是什么伤心的感觉都没有了。那倒不是因为我觉得我和姥爷之间没什么太多关系，而是我学会了不敢流露真实的感情，姥姥死的时候我给她梳头的那种东西，我已经不知道怎么去做了。”
洪晃小名叫“妞妞”、“妞子”，因为从小跟着姥姥、姥爷长大，她的童年完全是大红门里被八十多岁的老人章士钊惯坏了的“小公主”、“小霸王”。这个大红门内的童年曾经完全是与世隔绝的世外桃源——姥姥从来不许她吃外边的东西，所以她说她二十多岁才吃到北京的卤煮火烧。跟着姥爷出门吃饭，她与姥爷一起坐当时象征特权的老式伏尔加，而上幼儿园是姥姥每天推着小铜车接送。上小学时候姥姥不让在外边上厕所，说是外边的厕所脏，撒n都要憋着回家，所以寄宿前她根本不知道蹲坑是什么样。大院外有小杂院，小杂院的孩子都哄着她玩。而姥爷章士钊每天就是陪她下棋、打扑克哄她赢。这是一个沉浸在过于温馨的“大家”之中的脆弱童年，有关的两个细节，一是因为家里爱吃r松，洪晃记得就有个福建师傅每个月会来炒一次r松，“十斤二十斤r，就在我们家挥汗如雨地炒一天，满院子都是炒出来的香味”。二是洪晃妈妈回忆，说洪晃小时候曾经有一次偷拿了桌上姥姥的钱，自己买了一大堆三分、五分钱的冰g，坐在大门口门d里。向过往的小孩免费发放冰g。
这样的童年，当一下子被推出大红门的时候，真是“一下子被吓着了”。
朱伟说洪晃的家庭（下）
每个人都会珍惜自己的历史烙印。就历史烙印而言，洪晃把自己归为“60年代的孩子”。她看重60年代带给她的反叛精神，尽管这种反叛精神生成于一段畸形的历史之中。
对洪晃而言，最初的反叛意识诞生于走出史家胡同四合院的红门之后，从九岁开始。九岁姥姥去世，父亲在牛棚，母亲在干校，她一下子给送到外语学院附小寄宿。这所学校当时收的都是祖宗三代清一色的工农兵子弟，而阿姨给她准备的却是薄丝绵与厚缎面的两床被子、一条印着英文字母的圣诞节床单、三个盆三条毛巾——一个洗脸一个洗脚一个洗p股，还有无数小吃。这把她一下子推成了全班工农孩子们的敌人。早饭是从r松小馒头一下子变成了窝头咸菜棒子面粥；工农孩子们自觉地都与她划清界线，没人理她没人与她说话；晚上躺在床上，周围小伙伴一个个都会旁敲侧击对她进行批判。在这过程中，一个孩子开始憎恶大院里曾经给过她的那种生活，因为它们带给她太多的灾难。洪晃说，那时候挖防空d，要求用书包背土，大家为显示不怕苦不怕累都要背。家里人见她回来肩膀是肿的，心疼她，觉得小孩怎么能受这样的罪，于是专给她准备了一个底下有许多小d的书包。这样每次背土都感觉越背越轻，那书包里的土边走边漏，结果对她又成了极大的灾难。这样的环境里能从孤独中走出来的方式只有与大院生活划清界线——她开始尽量拒绝一切小时候喜欢的东西，回到家一桌子的菜就是不吃，没有补丁的衣服就是不穿，冬天就是恨自己手上没有口子。在不知道什么是价值观的时候，这个社会迫使她“脱胎换骨”地反叛，使她变成了一个极端的孩子——吃饭就是熬白菜好吃，捡马粪她会挑新鲜的往书包里装。洪晃说：“1973年我第一次坐飞机，与妈妈陪姥爷去香港。我那时候真是特别混蛋，亲戚送的欧米茄手表，接过来就扔在地上碎摔了；送的好衣服我全给撕了。这种改变的结果是，1970年姥姥死的时候，我知道伤心，姥姥躺在那儿，我坐在旁边给她梳头，因为我看到姥姥头发乱了，而平时她的头发都特整齐。而姥爷死的时候，真是什么伤心的感觉都没有了。那倒不是因为我觉得我和姥爷之间没什么太多关系，而是我学会了不敢流露真实的感情，姥姥死的时候我给她梳头的那种东西，我已经不知道怎么去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