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老家了。只有黎姑姑还经常来家里，但是她们已经没有打扮我的雅兴了。

  我忘了是文革的哪一段，我妈居然开始在家自己琢磨怎么做衣服。她学会了如何量体、剪裁和缝纫。我们家为此还添了一台蝴蝶牌缝纫机，我把缝纫机当玩具，学会穿针引线，还把说明书当小人书看，看丢了挨了一顿骂，我妈扬言要打我，我跑到外公身后躲起来，外公还吼了我妈几句，说你小时候我没打过你，你现在也不许打妞妞。此事至今是我妈证明我从小被娇生惯养的重要依据。在60年代和70年代，人是不能讲究穿的。妈妈总是想办法非常小心地把我和她自己都打扮得漂亮了。我还记得的确凉料子出来的时候我妈在百货大楼抢购到一块特别好看的粉色格子的料子，她给我和她一人做了一件衬衫。但是她怎么也配不着好看的扣子，最后终于托人买到了透明有机玻璃扣子，如获无价之宝，全部钉在她的衬衫上了，不给我钉的原因是怕我丢，为这事我也至今耿耿于怀。

  1970年我外婆去世了。这是我童年的一个句号。同一年，我妈妈走后门把我塞进北京外国语学院附属外国语学校念英文，当然是为了我的前程考虑才这么做，可是我那时候九岁，不太理解这一切，只是觉得我的好日子没了。

  1970年外附招生是要查三代的，必须是红到根上的工农兵子弟，我纯属于混进去的。我和别人的不一样把我自己也吓一跳，那时候我连公共厕所都没有太用过，在史家胡同小学的时候，我外婆叫我不要在外面撒n——脏，憋半天，回家再撒。导致的直接结果是我根本不会用蹲坑厕所，只会用抽水马桶。这真是很晦气的事情，每次撒n都会走偏，撒到裤腿上，被同学们笑死，真没见过九岁还不会撒n的小孩。

  我小时候几个摩登女郎精心培养的服饰美容意识大概在半年内就被彻底革命化了。在我学会用蹲坑后的不久就开始改变我所有的服装。要穿军装，要白衬衫蓝裤子，要穿解放鞋和军鞋，裙子、皮鞋都是资产阶级的东西，一律扔掉。1973年，我的无产阶级时尚意识刚刚稳定，我妈妈再一次为了我的前程，把我送到纽约。就这样，在短短十二年里，我的“时尚观念”从30年代上海摩登到文革的无产阶级专政又到了70年代纽约嬉皮。

  从此以后我彻底乱了，也就不想了。

  朱伟说洪晃的家庭（上）

  因为创办《华夏记忆》，我进入了洪晃的家庭环境。当时创办《华夏记忆》的想法是要挖掘记忆的财富——中国历史的各种各样个人记忆其实都是一种财富，但好像大家都越来越不珍惜记忆而只看重实际。为表达这种思想，我要了点点红色回忆录中1966年回忆她父亲罗瑞卿的首发权，约张承志写了《饥饿的记忆像一根金属线》、莫言写了《毛主席逝世那一天》、余华写了《医院里的童年》、李欧梵写了《美国六十年代》。而洪晃帮我拉她妈妈写了《史家胡同51号》，她自己则写了《纽约空降红小兵》。

  洪晃家——史家胡同51号是个特别漂亮的四合院，从前院走进中院，敞亮，而其气派实在是这院子因为住过不平凡的生命而留下的那种不平凡的生气。我没有看到过洪晃姥爷在这个院子里的照片，但我能想见这所房子里曾经拥有过的藏书，洪晃妈妈说，那些书老爷子去世后都捐给国家了。我看到过现在这房里放着的乔冠华在葡萄架下与洪晃妈妈开怀大笑的照片，据推测，那应该是“乔老爷”春风得意的年代。那时候他们都那么年轻，他们的笑又带来那样的一种美丽，美丽得让你的脚步走在这院子里都生怕惊动了什么。

  一个太古老又承载过太多内容的院子，似乎到了晚上，这院子的历史才会更清晰地呈现出来。有客人时候，正房门口的两个大红灯笼被点亮，月光和风在树叶上滑过的声音给这院子一种不真实的感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