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不酷的乖乖妞和女同性恋死党才会选择住女生宿舍楼。

  这里和我原来上的州立学校简直天壤之别。每个宿舍楼都有一个穿白衣服的女人坐在大堂里面。学生们叫她们为“白衣天使”。据说这些人都是退休护士，这样能照顾学生。她们帮我们这些没钱在宿舍里装电话的学生接电话，有任何生活问题都可以找白衣天使。我们还有一些“绿衣天使”，她们是打扫卫生的阿姨，通常有很浓厚的东欧口音。每个楼里有一个共用的客厅，客厅里有一台小三角钢琴。学校的主楼里有一个很大的铺着深红色地毯的客厅，叫玫瑰厅，每天下午4点可以在那里喝下午茶，吃黄瓜三明治。而我原来的学校，宿舍大堂里面只有缺胳膊断腿的桌椅板凳和满墙的涂鸦之作。在瓦瑟大学这种环境中读书，你一辈子都有一种摆脱不了的优越感。

  最难忘的老师

  我总觉得优越感是一种莫名其妙的东西，和自信完全不同。如果两者中让我选一个，我想自信更实惠一点。家庭、相貌、文凭都可以予以优越感，但是这和本人没有什么关系，瓦瑟大学给我的优越感来自于她的三角钢琴、红地毯和黄瓜三明治，而我的自信来自于瓦瑟大学给我的教育。

  梁喜辉教授是我这辈子最难忘的老师，至于他是一个中国人完全是个偶然，因为在我的印象中他好像都不大会讲中文。大三的第一个学期我选了欧洲近代史，当一个瘦瘦的亚洲人走进课堂，我多少有点失望，我当时期望着一个我能爱上的绅士教这门课。梁教授讲课就是讲故事，他有一口标准德国口音的英国英语，下课前总结几句，然后就把一班学生派到图书馆的典藏室去百~万\小!说去了。他在黑板上写的东西根本无法作笔记，如果这堂课时间再长一点，他在黑板上的涂鸦就和杰克逊·波拉克的画有一拼了。

  期中考试前，我们有一道作业，就是一篇叫“what

  if（假设）”的作文。梁老师要我们假设二战中如果任何一个参战的国家改变其立场，会对近代史有什么影响。我选了中国，因为我知道梁老师曾经写过一本书讲述德国军官在国民党军队中所进行的培训及由其产生的影响。我的作文把梁教授的观点总结得非常好，他的书我至少看了三遍，结果他给了我个f——不及格。

  我几乎疯了，非要梁教授给出我个理由来，他请我去他家吃晚饭。

  进了客厅，我一眼就看到一个介于实验室和小孩玩具之间的装置。

  “这是什么？”我问。

  “这是欧洲近代史。”梁老师笑着说，“你看，最上端这个球掉下来就是南斯拉夫的枪杀，稶！球顺着滑道滚到这个坑里就会弹起来一面沙俄宣战的小旗，小旗起来的时候旗杆就会把装红色y体的瓶子打翻，这样血就会流遍欧洲，y体流进这个坑的时候，这个不倒翁的列宁就会飘起来……俄国革命……我还没作完。”

  我呆了，好像有人突然在我沉闷的脑子上面开了个天窗。

  “来，”梁教授说，“你来看看我的卫生间。”

  这个卫生间像一个三维的小人书。梁教授把二战前柏林的地图非常形象地画满了卫生间的墙壁、房顶，连马桶的抽水缸都没有放过。他告诉我战前的柏林是他度过童年的地方，他地图上的每一个小店，酒吧都是根据他小时候的记忆和历史资料标画的，名称、门牌号码、挂的招牌的图案、老板的形象都是有考证的。梁老师说这很不容易，因为柏林的很多资料已经在二战中消失了。

  这顿饭吃了什么，后来又谈了什么，我都记不得了。但是我非常清晰地记得从梁老师家出来的时候，我已经非常明白，教育的价值是被教育的人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