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言自明。对此，参会的众高层将领都感到很难以置信，虽然众人理解蒋介石的“情绪失控”，毕竟蒋纬国是蒋介石的心头肉，致使众人不敢相信的是，一贯对日容忍的蒋介石竟然会表现出如此强硬的对日态度，简直就是破天荒，不得不让众人大为诧异。毕竟蒋纬国再怎么重要，也不应该让蒋介石如此“冲动”，居然打算跟日本人重新开战以为蒋纬国报仇，这根本就是匪夷所思的事。蒋介石的愤怒是可以理解的，但蒋介石如此“失去理智”就令人难以理解了。

  以何应钦为首的一批高层在惊诧之余，苦口婆心地劝蒋介石“以国家大局为重”，并且反复地分析“此时就对日本展开反击战争”是多么多么的危险、多么多么的不利，具有何等何等的隐患等等，还有，开战容易，如何停战呢？要打出一个什么样的结局呢？另外，日军也绝非土jī瓦狗，万一的反击落得偷jī不成蚀把米的结局，也就是没有收复国土，反而遭到日军反击，从而丢失大片国土，怎么办？事情极容易一发不可收拾，最后又该如何收场？实际上，不只是向来都是“亲日派”的何应钦等人，不少原本属于“反日派”“主战派”的高层也都反对或不赞成立即就对日本展开反击战争。现场高层的意见堪称“一边倒”，足足超过三分之二的高层都反对或不赞成立即就对日本展开反击战争。

  蒋介石表现得再次大出众人意外，思考问题素来瞻前顾后、患得患失的他居然铁了心地打算跟日本人好好地算账。身为党国最高领袖，蒋介石在会议上非常充分地运用了他作为“独裁者”的权力，乾纲独断、拒听谏言，态度坚定至极地决定了“立即就对日本展开反击战争”。既然要对日本展开反击战争，承担这项重大任务的自然是与日占绥远省和日占河北省接壤的第二军区（山西省）、第五军区（山东省），以及还与日占上海市接壤的第三军区（江浙皖）。不过，明眼人都看得出来，反击任务明显是由第二、第五军区承担。

  值得一提的是，这场事关重大的高层会议上少了好几个以前的“老面孔”，比如李宗仁、白崇禧，二人同样接到了来武汉参加高层会议的命令，但二人只是回电“桂军时刻准备迎战侵犯广西的日军”，根本没来武汉，言下之意很明白:桂军不会再像上次战争期间那样慨然出征、为国浴血了。不只是李宗仁和白崇禧，龙云、刘文辉、马家军等地方军阀也纷纷进行推托，不肯再度出兵参战，甚至连在刘湘死后陷入分裂分散状态中的川军各实力派人物同样找借口消极避战。蒋介石在上次战争结束后对劳苦功高的地方军不但不嘉奖，反而卸磨杀驴，此举确实让地方军大为心寒和愤怒，自然而然，新战争爆发在即时，地方军都选择消极罢工。

  会议结束后，蒋介石在他的办公室内单独召见何应钦、陈诚、徐永昌、傅作义、张发奎，目光炯炯地道:“虽说，我们已经跟日本人议和停战了，但我们一直都非常清楚，中日仍然在实质上处于战争时期，所以，我们并没有马放南山，相反，我们的军队一直在积极地厉兵秣马、枕戈待旦，因此，立即发动大规模的战役并不是什么仓促之举。此次反击，第二第五战区是承担主要重任的。”他看着傅作义和张发奎，“宜生（傅作义表字）、向华（张发奎表字），你们心中是否已有腹稿？”

  傅作义和张发奎虽然感到极大的意外，但并不感到唐突，因为山东山西二省是此时中国的北方屏障，鲁晋二省是前线地带，一旦中日再战，鲁晋二省要么是南京军阻挡日军南下的前沿阵地，要么是南京军挥师北上的前进基地，驻扎在鲁晋的南京军本就是一边抓紧时间地整军经武一边从不松懈地进行着对日重新作战的准备工作，所以傅作义和张发奎面对蒋介石的询问，并没有一问三不知。两人对视一眼，傅作义开口道:“委员长，我军展开反击的话，主要有三条策略，一是从晋北出击，攻打日军盘踞着的绥远省和察哈尔省，二是从鲁北出击，攻打日军盘踞着的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