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着脚，手里拨弄着床边弯曲的输液管。

  “我们还没好好地相互介绍呢。”我说，朝他伸出手，“我是阿米尔。”

  他看着我的手，然后看着我。“你是爸爸跟我说过的阿米尔老爷吗？”他说。

  “是的。”我想起哈桑信里那些话。我告诉亲爱的法莎娜和索拉博很多次，那些我们过去一起长大、玩游戏、在街上追风筝的事情。听到我们过去的恶作剧，他们会大笑起来！“我也得谢谢你，亲爱的索拉博。”我说，“你救了我一命。”

  他默默不语，没跟我握手。我把手放下，“我喜欢你的新衣服。”我低声说。

  “那是我儿子的。”法里德说，“这些衣服他穿不下了。我觉得它们穿在索拉博身上真好看。”他说索拉博可以跟着他，直到我们为他找到去处。“我们房间不够，但我能怎么办呢？我不能任他露宿街头。再说，我的孩子们也很喜欢索拉博。对吧，索拉博？”但那个男孩只是低着头，将线缠在手指上。

  “我一直想问，”法里德有点犹疑地说，“在那座屋子里面究竟发生了什么？你和那个塔利班之间究竟发生了什么事？”

  “这么说吧，我们都是罪有应得。”我说。

  法里德点点头，不再追问。我突然发觉，就在我们离开白沙瓦、前往阿富汗到现在，不知什么时候起，我们已经成了朋友。“我也有一直想要问的事情。”

  “什么？”

  我突然不想问，我害怕听到答案。“拉辛汗。”我说。

  “他走了。”

  我的心一沉：“他……”

  “不，只是……走了。”他递给我一张折好的信纸，还有一把小钥匙。“我前去寻他，房东把这个交给我。他说我们走后隔日，拉辛汗也走了。”

  “他去哪里？”

  法里德耸耸肩：“房东也不知道。他说拉辛汗留下那封信和钥匙给你，就走了。”他看看手表，“我得走了。走吧，索拉博。”

  “你能让他在这儿留一会吗？”我说，“迟点再来接他？”我转向索拉博：“你愿意留下来陪我一会儿吗？”

  他耸耸肩，一语不发。

  “当然，”法里德说，“做晚祷之前我会来接他。”

  我的房间还有其他三个病人。两个年纪较大，一个脚上浇着石膏，另外那个患有哮喘，还有个十五六岁的少年，刚割过阑尾炎。浇石膏那个老家伙目不转睛地看着我们，他的眼睛来回看着我和那个坐在一张小矮凳上的哈扎拉男孩。我室友的家人——长罩衫光鲜的老太婆、孩子、戴无边便帽的男子——喧闹地在病房进进出出。他们带来炸蔬菜饼、馕饼、土豆饼和印度饭。偶尔还有人只是走进屋子，比如刚刚在法里德和索拉博来之前，有个高高的大胡子就进来过，身上裹着棕色的毛毯。艾莎用乌尔都语问他话，他不理不睬，自顾用眼光扫射房间。我认为他看着我的时间长得有点不对头。那护士又跟他说话，他只是转过身离开。

  “你好吗？”我问索拉博。他耸耸肩，看着自己的手。

  “你饿吗？那边的太太给我一盘饭，但我吃不下。”我说。我不知道跟他说什么，“你想吃吗？”

  他摇摇头。

  “你想说话吗？”

  他又摇摇头。

&ems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