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有些文化，容易接受新思想，对来自军阀官僚政治和帝国主义的压迫相当敏感，因而往往会同情革命，甚至参加革命。自己革命成功，转而把同样可能革命，甚至是已经投身革命的众多小地主一棍子打死，在这一点上，很难认为是适当的作法。

  有关小地主革命性的问题，**有过相当深入的调查和说明。他在调查江西寻乌的情况时，就发现：因为小地主占着绝对大多数，政治上却受中地主阶层的统治，“在经济上受资本主义侵蚀和政府机关（大中地主的）压榨（派款）”，因而他们“接受新文化比哪一个阶级（都）要快要普及”，“他们革命的要求在初期革命运动中也表现得很迫切，革命的活动亦很猛进”。因此他们中的激进者不少都成了**。“如死去了的斗争领导者潘丽（**县委书记）、刘维炉（三二五暴动时革委会主席）、刘维锷（**区委委员）等，现在的斗争领导者古柏（**县委书记）、钟锡?（红军营长）、黄余贵（**区委书记）等等，以及没有参加合作社后头参加革命的，如梅汝黄（红军大队政治委员）等，都是这个阶层里头的人。”[75]

  实际上，早期的**党组织，包括苏维埃革命时期的**党政军组织当中，出身或成份是地主、富农者投身革命的人相当多。陈耀煌对鄂豫皖**组织及苏区的研究，对此已有说明。[76]另以赣西南根据地为例，瑞金早期的党员曾经“百分之八十是地主富农”，“上犹党员八十多人，地主富农占三十多人”。[77]因而90年反富农斗争开始后，被“开除的地主富农有一千余人”。[7]大批开除一年后，党员干部当中仍有数十名地主和富农成份者。[79]也正是当年采取大批开除地主富农成份的党员出党的做法，促成了富田事变，造成了数以万计地方党员干部和红军指战员惨死的历史悲剧。而事实上，正如戴向青所云，赣西南**党组织和根据地，早期恰恰就是当地富有家庭的子弟利用他们在地方上的资源艰辛创立起来的，他们并非是不革命或反革命的。[0]

  类似的情况也出现在940年代后半期，因为痛恨国民党的**统治，在国民党统治区内许多官僚、将领和地主、富农家庭出身，包括不少将领和较富有的地方人士，投身到**组织的地下活动，乃至于武装斗争之中，帮助**夺取和接管南方各省市，起了相当重要的作用。这样的例子更是举不胜举了。然而，因为建国后在阶级问题上采取了“一刀切”的政策，南方各省的地下党组织及其所领导的外围组织和武装部队，几乎统统因其阶级成份“严重不纯”，而长期受到怀疑。不少人还因此被打成“地主恶霸集团”或其他名目的“反革命组织”，遭遇开除党籍、判刑入狱，甚至是被杀的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