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惨状对崇祯详细诉说了一番。

  对于这些事情，崇祯从很多地方官员送入京师的奏章上已经看过，当然知道现如今大明很多地方的老百姓是生活在什么一种状态之下，他也不是完全没有感觉，看着这些各地呈送入京的奏章，他也感到痛心疾首，深为百姓的饥苦感到痛心。

  但是这些年来，他已经有些麻木了，从他登基以来，这样的事情太多太多，而大明一年乱过一年，财政短缺，根本无力赈济，所以他现如今对于这样的事情，开始感到了麻木。

  于孝天接着指出大明之所以现在流民军四起，和朝廷的政策分不开关系，朝廷现在财政困难，不断的加饷加赋，实际是在杀鸡取卵，自毁长城，这么做乃是在饮鸩止渴，老百姓本身已经无以为生，朝廷还要收取赋税加饷，官府便只能去催逼百姓，百姓便更是无法生存，只能揭竿而起，结果导致流民军越剿越多。

  虽然眼下看来朝廷在去年一段时间的进剿方面取得了一些成效，但是实际上只要稍微放松，流民军便马上又会死灰复燃，剿不胜剿，就算是剿灭了李自成和张献忠等人，以后还会有王自成、赵自成、马献忠继续揭竿造反。

  如此往复循环，根本就没有一个头，直至将整个大明彻底耗空，最后大明彻底覆亡。

  崇祯对此有点不服气，但是思维却渐渐的被于孝天牵着进入了状态，开始被于孝天左右着，考虑起了这方面的事情。

  于是崇祯和于孝天开始争论了起来，现在大明朝廷财政困难，要剿匪，要御寇，就要用兵，用兵就要花钱，没钱就没法打仗，不加饷那么钱从何来。

  于孝天没有直接回答他的问题，只是说这种事，对他来说小事一件，分分钟都可以解决，根本用不着大费周章，去勒逼这些百姓们。

  崇祯对此根本不信，认为于孝天不过只是在信口开河胡说八道罢了。

  但是对于崇祯的质疑，于孝天考虑了一下之后，终于还是说出了他的办法，那就是收商税，开海禁，以商养农，以工养农，他举出了当年两宋时期的例子，两宋期间虽然国家军力羸弱，但是国家却相当富裕，年入税赋远超过现在的大明数倍之多，就算是南宋末年，南宋紧靠着江南半壁河山，也岁入税赋超过北宋时期很多。

  这其中除了各种苛捐杂税之外，跟两宋期间宋朝朝廷开海通商有着很大的关系，仅仅是每年各地市舶司给朝廷财政收入的贡献就占了近半还多，另外通海贸易带动了手工业发展，吸纳了大量的劳动力，各种商业上的税收，更是超出了农业的税收。

  但是有明以来，大明就禁海，同时轻视商业，不收或者只是极少收取商人的税赋，导致了大明对农业税收的强烈依赖，结果也导致了大明的农民们负担太重。

  还有就是自有明以来近三百年时间，大明积年累月下来，那些勋戚权贵以及官吏们土地兼并，占去了太多土地，而他们这些土地却从不给朝廷贡献一点税赋，就算是交，也隐瞒了很多田亩，和地方官员上下勾结，欺上瞒下，把他们应交的税赋转嫁到普通百姓头上，使得平头百姓根本无法承受。

  所以大明如此做法，只能越来越坏，不断的加派导致各地农民负担太重，农民一年到头收获的粮食，甚至不够给官府缴纳的，谁还种田？不交的话就会被抓去拷打逼催，交了的话就要活活饿死，老百姓不造反才怪。

  再有年年漕运占去的各种费用，就耗去了大明太多的财政收入，完全可以废弃漕运，该海路将南方的粮食税赋运往北方，这样一年下来，就可以省去大量的消耗。

  崇祯听到这里，提出海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