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田面村的一个工厂观察了15分钟而制定出一个绩效挂钩的《满负荷工作法》和《辅料厂关于完善生产管理，鼓励超产保质的方案》。不到一年，该方案不胫而走，成为广东珠江三角洲地区（佛山、南海、深圳等地）五家同类工厂争相实施的管理规范。

  回想该方案执行之初阻力不小，该厂一个大学硕士毕业的管理员不情愿地问我：“你在我们厂房里呆了15分钟写出的东西就那么管用？”

  我说：“你已经在厂里管理了半年了，依你看，要呆多久才能搞出管用的东西？”

  她红着脸、怏怏地不敢再说话。

  你知道“挽狂澜于既倒”的含义吗？我在深圳市民银行（含金融服务社）工作期间，曾牵头参与协调了近十个复杂的金融诈骗疑案的处理应对工作，其中有中央政法委批示“要严肃查处”的贷款本息金额超过两亿元的“安延、岸尾公司贷款案”，有牵涉面既深且广的跨省专案“贵州招商（深圳）公司和深圳泰山公司抵押贷款案”，有离奇的“深圳雄鹰工贸公司贷款2700万用3000万假存单质押案”，有牵涉深圳多家银行的“深圳建华公司小车营运牌重复抵押贷款案”，有“皇龙酒店系列贷款及抵押物被分割案”，有纠缠了数年、造成广泛影响的“宝安福利床业公司涉嫌贷款诈骗案”；还有像深圳凝风实业发展有限公司、深圳三八股份公司贷款抵押无效纠纷案，等等。历时四年，牵头接待和受理包括中央纪委暨北京市纪委、兄弟省市检察、侦查机关以及深圳市公、检、法机关的调查询问不下30次。

  这种一方以单位利益为依托被动应付，并经常被人怀疑是既得利益者的当事人与同案人，而另一方则借助政法机关的公权力，间中或许夹杂办案人员情感和利益的博弈与较量，是一次次凶险复杂的碰撞过程。个中体会，可以用海上踏浪来形容。

  现就以1998年宝安区有关部门框定的所谓宝安“四大诈骗案”中涉及我行的最小金额的贷款纠纷案来折射我的工作环境。

  1994年12月27日，宝安一家私营企业——宝安福利床业有限公司以宝安工业村的三栋房产作抵押，向我行申请贷款350万元，经信贷员欧忠诚、刘爱华到工业村调查，经包括我在内的三级审批，并到宝安区公证处、国土局办理抵押登记，贷出320万元。到期后该企业无力归还，银行遂于1997年起诉至深圳中级人民法院，中院于1997年11月3日判我行胜诉，工业村要以抵押房产承担连带还款责任。工业村不服，一方面向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上诉，并提出该案是诈骗案。省高级人民法院于1998年5月21日驳回上诉维持原判。省高院明确指出：该案合同“内容合法，手续完备，而且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应认定为有效。……至于陈连平是否构成诈骗的问题，不是本案审理的范畴，本院不予处理。”另一方面，工业村在省里召开党代会期间组织村民集体上访，引起省、市高度关注。这样，区政法部门当作维护一方稳定的大事，以刑事案立案并实行公、检、法联合办案。于是，各种手段出来了：该公司法人代表陈连平被收押，用特殊手段获取证词。我行经办贷款的四人，也分别做了询问笔录。

  更为离奇的是：1998年8月16日，被公安局收押的陈连平竟用专用信纸写给我一封信，由陈连平爱人送来，信中说：“到了公安局我才听人说，你跟金融服务社总经理庄宇瓜分了我支付的70多万利差，你得了25万元。你得的那一部分要给回我，我就保你无事。”云云。

  看了信后，我联想到1998年6月16日应约到公安局交谈贷款经过，经办干警闪烁其词称我是“客家精英”、“有两个胆”，和他们事后多次对贷款经办人员的无礼纠缠，我觉得有人出于某种目的（如认定贷款非法）在演戏。从1998年5月4日至1998年6月24日公安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