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算不择手段，也要让特里普答应保守秘密。莫妮卡甚至在电话里许诺，只要特里普保持沉默，自己就会把悉尼郊区一套公寓价值5万美元的一半所有权送给她，那是莫妮卡和弟弟共同拥有的财产。她说：“那时，我早已不顾一切，可以做出任何事。”

  第二天，12月18日，她有两个纽约的面试。17日晚上她出发前，打电话给母亲，恳求她去机场接她。她想找人说说过去那可怕的24小时，又担心母亲的公寓也被人监视，觉得惟一能进行秘密谈话的安全地点就是玛西娅的汽车里。最后，玛西娅是坐的士来接她的，她们两人都不懂法律术语，莫妮卡只能泛泛谈了自己可能要被叫去当琼丝案的证人。私底下，她非常担心特里普的改变，也越来越怀疑后者的言行举止。

  第一场面试在macandrews＆forbes，第二场是和一家叫bursonmarsteller的公共关系公司。她在后一场面试中表现出色，他们叫她几天后参加一次正式的笔试。然而，这么积极的开局也没有让她快乐起来，她坐的士去机场回华盛顿，途中泪流满面。这是一个沉重的打击，白宫梦彻底破灭了。她长期以来一直生活在这个想法之中，回归的希望起起落落，表面上也曾接受特里普的判断她被列在黑名单中。不过，不管埋藏得多深，她总是保存着一线希望。现在，在另一个城市看另一个办公室，考虑另一个全新的工作岗位，那线希望最终彻底消失了。她说：“那时我意识到，没有哪里的办公室氛围能和白宫相比。被迫承受如此苦涩的失落，真是痛苦万分。”

  如果说总统凌晨那个电话是莫妮卡的噩梦，那么真正的梦魇要到两天后才真正开始，1997年12月19日下午3点30，她一直担心害怕的那个电话终于来了。“莫妮卡莱温斯基”电话那头的声音响起：“我要给你一张琼丝和克林顿案的传票。”她装作一副惊恐的样子，不过无阻于真相的来临。

  她到五角大楼地下出口的检查站那里接过传票，把它卷进包里，糊里糊涂地走了回来。她回想说：“我紧张，呼吸急促，情绪反常，眼泪也流了出来，根本不知道何去何从。”除了找贝蒂，她没有别的联系总统的办法，可是她又不能去找正为哥哥去世而悲痛欲绝的贝蒂。绝望中，她走到一台公用电话前，打给乔丹。

  她在电话里泣不成声，最后恼怒的乔丹告诉她，自己一句也没听懂她的话，叫她下午5点去他办公室。莫妮卡冷静下来，洗了洗脸，回到办公室，对上司肯培根说自己因为有急事要早走一会儿。培根注意到她的神情不对劲，告诉自己妻子达茜晚点时候给莫妮卡打个电话，看看有没有问题。

  更糟糕的是，当她来到乔丹办公室，发现他是如此粗暴无礼和漠不关心。他说传票没什么大不了的，一个相当标准的法律程序而已。当然，他们还是达成一致，要为莫妮卡找个律师，乔丹打电话给华盛顿的一个顶级律师弗兰克卡特，帮她约了个时间。莫妮卡告诉乔丹，真正让她紧张的是传票里提到了总统曾经送给她一个帽子的别针作为礼物，只有很少人知道这事。

  这时，莫妮卡根本不清楚乔丹是否了解她和总统的真实关系。每次她和特里普讲到这律师，特里普总是兴奋地说他知道真相，不过聊天时他又让莫妮卡琢磨不透，到底他是否知道。这次见面，乔丹直截了当地问她：“有两个重要问题，你是否和总统做过爱或者他有没有要求和你做嗳”她给了一个“香草”答案：no.她相信，如果乔丹真的知道内幕，那么就是在试探她是否是一个经得起考验的证人。

  乔丹那晚正好要见总统，莫妮卡要求他如果克林顿问起，就把传票的事情告诉总统，她还要乔丹“代我给总统一个拥抱。”他回答说“我从来不抱男人的”，然后拍拍她的后背，示意“小姐，可以走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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