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妮卡早上一醒来，就决定再给他写一封信，将自己的想法原原本本告诉他。这封信她写了整整三页纸，开头的称呼也不像原先那样亲热，改成了生硬的“亲爱的先生”，在信中，她批评他食言，答应为她在白宫找工作，可过了这么久都没有兑现，同时还愤怒地讲述了自己在玛莎斯科特那里受到的冷遇。她并没有想到要威胁他，可是为了让总统重视她的来信，她还是提醒他注意，她在1996年4月离开白宫时，是众人公认的“好女孩”，同时暗示他，父母已经再三追问，不明白为什么她没办法回白宫，假如被他们逼急了，她也只好向父母承认他们的这段关系。现在莫妮卡的解释是，“我只是想让他明白，不给我帮忙会给他带来什么样的后果。”

  她还第一次向总统提出了另一种可能，假如她真的没办法回白宫，那么，总统至少可以帮助她在纽约的联合国总部找一份工作。她回忆说，“这封信里，我确实说了一些很过分的话，但我所说的一切都是出于真心。我告诉他，他现在给我的感觉很像是我的母亲，和她一样，他也是一个鸵鸟，碰到问题时从来不肯大胆面对，而是一味地将头埋进沙子里。我还在信中说，如果他不想让我回白宫，就直接对我说实话。”最后在信中她写道，她是一个听任自己的心声做事的人，之所以还会给他写这封信，这是在给他最后一个机会，允许他补偿以前犯下的过错。

  她将信放在一个大号信封里，上面写着“p先生收”，“p先生”是莫妮卡与总统之间的暗语，指的就是“总统先生”译者注：英文里总统的第一个字母就是p。然后她在白宫的北门，将信递给了贝蒂库里。这一次总统的反应倒是很快，几个钟头后贝蒂就打电话给莫妮卡，让她在次日上午9点半到白宫来。第二天是7月4日，美国独立日，在这一天，美国各地都会放烟花、举行各种庆祝活动。

  终于在她的各种手段下，与总统见面了。但很快，威利的麻烦使特里普变成了她最危险的朋友，总统正在感受到强大的威胁。1997年8月初，新闻周刊刊发了威利与总统性马蚤扰案的文章。特里普作证说，当威利走出椭圆办公室时，她“衣衫不整，脸上泛着红晕，嘴上的口红不见了。她看起来非常慌乱、快乐而且喜气洋洋。”这段话足以证明总统和威利之间确实曾经单独会面，可却与她受到总统性马蚤扰的说法互相矛盾。

  他从办公室里走出来，冷冷地看着莫妮卡，目光从上扫到下，然后才喊她进去。正准备走进里面的书房时，贝蒂小声地对莫妮卡说了句，“记住无论如何都不要哭。”然后她便回到秘书办公室，让总统与莫妮卡单独说一会儿话。他们坐在原先熟悉的位置上，总统坐在他的大摇椅上，莫妮卡则坐在他右边一把黑色的转椅上，接着，他用责备的语气说，“我有三件事要说给你听。第一件事，威胁美国总统是一件不合法的事情。”莫妮卡立刻愤怒地反击说，“我根本没有威胁你。”“第二，”总统根本没有理会莫妮卡的辩解，继续自顾自地说下去，莫妮卡注意到他的声音听起来很紧张，“你寄给我这样一封信。”莫妮卡第二次打断了他的话，她问他究竟有没有将这封信从头到尾读完，他回答说，他只看到第一段，就把它给扔了。他没有说他的第三点意见，而是对自己的前女友发表了一篇措辞激烈的演讲，他说他根本就不应该用那种态度跟他讲话，他说他确实曾经帮助过她，他说她根本不应该将这种极端的情绪写在纸上，他还说她根本不知道什么叫感恩。莫妮卡则反唇相讥，同样说了一长串话数落他的不是，其中问题的核心还是他没有帮自己找到工作。说着说着，她就完全忘记了贝蒂的叮嘱，流下了眼泪。

  见到女孩子流泪，总统好像一下子心软了，他向她走近，然后开始拥抱她，轻抚她的头发，低声说着，“你不要哭了，好吗”她紧紧依偎在他身旁，将头枕在他的肩上，正在缱绻之时，她却突然发现外面有一个花匠正在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