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烧烤，有时候开派对、看电影，或者去饭店打牙祭。有一个周末，她们开了两小时车，去了附近的一个公园，在那里堆雪人，打雪仗，一群疯丫头玩得不亦乐乎。

  有一件事情可以说明莫妮卡在离开洛杉矶后变得更加成熟。那是在1995年5月，她刚刚大学毕业，她与朋友扎赫伊森伯格和他弟弟乔希一起去了华盛顿州的刘易斯河，然后，伊森伯格兄弟尝试了蹦极。莫妮卡本人其实非常恐高，而且她形容自己“像小猫一样胆小”，可是当大伙儿问莫妮卡，她敢不敢蹦极时，她竟然不假思索地说，“好啊”。她说这是“最难以置信的一次经历”，换作她在贝弗利山时，蹦极是她想也不敢想的事，可是现在，她竟然敢于尝试她也从未想过，她竟然需要别人向自己传授找男朋友的秘诀。一天，她与一个女同学聊天，话题自然而然地转到男人身上，两个女人异口同声地哀叹她们找不到男朋友，于是她们各花了40美元，去听了一场关于如何找到伴侣的讲座。坐下来时，两个女孩才发现周围的人竟然大多是中年妇女，站在台上的所谓两性关系专家则在大谈特谈中年妇女如何战胜大学里的青春少女。没有听完讲座，莫妮卡便和她的朋友大笑着走了出去，她们觉得自己是一对彻头彻尾的失败者，决定去最近的酒吧里喝一杯，安抚自己悲哀的心。很快，她们两个便和一群男人聊了起来，喝了很多酒，在酒吧里唱歌，直到清晨才互相搀扶着离去。她的这位朋友笑着说，“这可能是我经历过的最有趣的一夜。”

  尽管在大学里莫妮卡曾经进行过几次少得可怜的约会，也曾与布莱勒的弟弟调过情，可是总体上来说，她始终对布莱勒保持着令人费解的忠诚，好友琳达埃斯特加德现在是个社会工作者，她说，“事实上莫妮卡是个非常忠贞的人，她只是眼光不好，做出了错误的选择。”

  莫妮卡发现了自己在学业上的潜力，她选了大量的辅修课，而且对待每一门课都相当认真，不少老师都非常喜欢她，其中最欣赏她的老师包括汤姆施纳曼和南希金亨特。可以看出，在莫妮卡谈起她的生活时，在路易斯与科拉克大学的最后一学年，是她最乐于去回忆的一年。

  作为性心理学这门课的教学助理，莫妮卡在一个“性实验室”里，组织同学们探讨关于x欲、个人主义和社会之间的关系问题，当其他同学们都坐在那里，羞于表达自己的看法和意见时，莫妮卡主动打动了沉默，坦率地谈起了她个人的见解，她说起了她本人不快乐的经历，分析了外表、体重和x欲之间的联系，时至今日，很多当时在场的同学还对莫妮卡的观点印象深刻。

  尽管很多人给莫妮卡打上了“荡妇”的标签，可是在克林顿丑闻曝光时，她始终坚持这样的观点：人们无需去害怕自己的x欲。她滔滔不绝地说，“我从来不认为人们应该对自己的x欲遮遮掩掩，我们不应对x欲感到羞愧。在我看来，我们应当正视、尊重、爱护我们的x欲。在不同的时代，表达和对待x欲的方式确实有所不同，我来自这样的一个时代，我们的母亲曾经焚烧她们的胸罩，并且鼓吹要做嗳，不要战争，而我们的这代人却要面对艾滋病的恐惧，因此在我们的性生活中，谨慎与自我保护成了其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莫妮卡上的另一门课，叫做“关于疯癫的社会建构”，同样给莫妮卡带来了深刻的影响。关于“他者”的概念，以及社会怎样将人分作三六九等，在所有人身上打上标签的说法，让莫妮卡很受震动。这种理论常常会用于军事，一个国家可以以此来打击和妖魔化它的敌人，进而否定对方的基本人权，军人也因此拥有了生杀予夺的大权。

  在读了这门课后，过了一年，莫妮卡竟然与克林顿总统本人探讨了同样的理论，她建议克林顿在他的专家组里增设一名心理学家，共同来为促进美国的种族融合作出努力。总统表示他非常乐于进一步了解这一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