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ll你？你还是得找地方回电话呀。多麻烦啊，还耽误时间。”严锋清稍微停顿了一会儿，就用不容争辩的口气吩咐道，“赶紧把家里的电话装了！现在装一部电话也不是很贵，初装费也就两千块钱。找熟人还可以便宜一点儿。我北京的大姨子家里装电话，初装费就花了五千块钱呢。”

  王加林唯唯诺诺。

  其实他早就想在家里装电话了，因为老婆方红梅阻拦，一直没有装成。现在既然严行长发了指示，他就可以借此东风，以此为理由，实现自己的愿望了。

  没出一个星期，这事就搞定了。电话装好那天，一家人兴奋得什么似的。加林试拨了叶卫国家里，红梅试拨了她弟方敬文家里，王彤也试拨了她一个同学家里。结果，三个人的电话都接通了。他们用激动得发抖的声音告诉对方，自己家里装电话了，电话号码是多少，画蛇添足地提醒别人，以后有事情打电话联系……

  不过，最初几天往他们家里打电话比较多的，还是支行行长严锋清。他特别喜欢通过电话布置工作，而且经常在晚上安排第二天的一些事情。周六周日休息的时候，也时不时打电话来，拉上王加林一起外出。

  这样的工作方式和办事风格，与前任行长赵国栋大相径庭。

  赵国栋喜静不喜动。不是县委、县政府、县人行通知开会，或者必须去市分行办什么事情，或者关系特别铁的朋友盛情邀请，他总是从早到晚呆在自己的办公室里。非万不得已，他不会主动去找任何人。

  严锋清却是个陀螺屁股，在行长室的真皮沙发座椅上坐不住，老是想着往外面跑，去其他单位转一转，找老朋友聚一聚。

  新班子新气象，新领导新搞法。加林主任只能努力去适应。

  陪有头有面的支行行长东奔西走，自然少不了应酬。有时是他们做东，有时是别人请他们，但酒是非喝不可的，而且喝起来就没有节制。

  王加林酒量还可以。通常情况下，喝半斤白酒没多大问题，拼起来了，也挑战过一瓶。他并不排斥喝酒，相反，对这杯中之物还情有独钟。每天中午饭和晚饭时，都有喝两杯的习惯。即使是在孝天城过单身生活时，晚上他也要自己动手做菜，喝点儿白酒。

  与别人谈起自己的这一嗜好时，有的人难以理解：一个人喝什么酒？有毛病啊！而王加林却感觉喝酒其乐无穷，正如抽烟的人一样，他已经上瘾了，餐桌上没有酒，就觉得差点儿什么。

  这一习惯和嗜好的养成，还要归功于牌坊中学。

  王加林到牌坊中学工作那年十八岁。报到那天，他和老师们一起到学校食堂吃午饭。教导主任宁均富不知从哪儿搞来两瓶“小黄鹤楼”，说是要为加林老师接风洗尘。

  于是，大家把各自打的菜都聚到了一起。放下饭碗，端起关聋子送来的几个玻璃杯，围在水泥乒乓球台子周围，或站或坐，你一杯我一杯地喝起来了。

  矛头自然都是指向新人王加林的。老师们一个接一个地给加林老师敬酒。

  初来乍到，出于礼节，王加林也不好意思拒绝别人的盛情。谁把杯子伸过来，他就端起杯子和谁碰，来者不拒。

  没一会儿，一个酒瓶就见了底儿。

  体育老师程彩清见王加林没什么反应，从食堂里拿来两个花瓷碗，将第二瓶酒平均分配，说是要与王加林“二一添作五”。

  这可真把王加林给难住了。他估计自己喝下这半斤酒，必醉无疑，便执意推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