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sp;“朋弟的后人我见过，性格都不是很强，他们没有这个经济力量跑到海外来打官司，而且也没有人愿意出头，想依靠他们来和王择打官司不是很现实。”

  冯冀才摇摇头，他手上至今都有朋弟后人当年的联系方式，但是这些联系方式已经都失效了。

  “他们已经搬家了，电话也打不通。这些后人之间好像相互也不联系。感觉他们支撑不起来这件事。我当时做了那么多工作，他们联系上这个联系不上那个的……那时我就感慨，朋弟先生恐怕是后代无人，这个冤枉可能就要一直背下去了。”

  林宥伦和董千里对视一眼，彼此都看到了对方眼中的无奈，按照冯冀才的说法，拿这件事想要依靠法律途径解决基本上是无望了。

  即便是朋弟后人中有人愿意打官司，但是朋弟作品的版权并不属于某一个后人，只要和其他后人的意见不统一，这件事后期就还得扯皮，这样想把王择告上法庭估计还是遥遥无期。

  收下一堆材料，送走冯冀才，林宥伦和董千里在一起继续说起了这件事。

  “王择生于1926年，朋弟生于1907年，当年朋弟漫画大红大紫之时，王择应该也是他的忠实读者，由钦佩到模仿，这并非不可思议。朋弟虽然是老夫子人物的原创者，但王择的《老夫子》能有今日的成绩，和朋弟并无太多关系，主要还是王择自己的功劳，如果王择能坦诚地将这件事讲出来，我相信很多人都能理解。”董千里对王择的印象还是不错的，所以才会说出这番话来。

  “王择一身就只有《老夫子》这么一部作品，顶着原创者的光环这么多年，要他承认模仿了别人，谈何容易？”林宥伦摇摇头，心里倒是真的很同情朋弟的遭遇。

  一生画了1200幅漫画，到头来手中的艺术被多年的“**风暴”扫荡得空空如也，毕生创造的人物又被人全盘端去。想一想朋弟最终的人生境况，真如一片冰天雪地！

  董千里接着便问：“那这件事的报道我们应该怎么来发呢？”

  林宥伦心中已经打定主意，“这篇专题评论就由我来写吧！”

  ——

  林宥伦不像金镛那般勤笔不辍，经常在报上发表评论文章，自从他从金镛手上接过《明报》之后，报纸上头版上已经很长时间没有再看到他亲笔署名的文章，所以当这篇名为《香港代表性漫画风光三十年：一个老夫子，两种人生！》出现在次日《明报》头版最显眼的位置处时，整个香港文化界都被此事惊动。

  《明报》编辑部为这篇文章配了两张图片，一张是朋弟水墨画风格的老夫子，一张是王择漫画风格的老夫子。

  在文中，林宥伦并没有刻意提到王择抄袭的问题，只是以一种平淡叙述的口吻，介绍了朋弟和王择两位“老夫子”作者不同的人生经历。

  而在文章结尾处，林宥伦留下了这么一段话——“不是所有的灵感都能获得赞叹，也不是所有的天才都可以成为大师，这个世界本来就是不公平，生而逢时，是王先生之幸，生不逢时，是朋弟之哀，朋弟若泉下有知，肯定会对王先生说，你还欠我坟前一炷香！”

  老夫子自上世纪80年代起在香港逐渐式微，随后转战台湾，抄袭之事20年里都没有人在讲，林宥伦的文章一发表，关于《老夫子》漫画涉嫌抄袭的讨论立刻成为了香港文化界热议的话题。

  消息传到台湾，立刻就有记者以此事向王择的儿子小王择求证，对方当即否认，并称林宥伦是在说谎。

  这样的回复，却是一下子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