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了，意思就是让我母亲趁着这次“机会”的时候，赶紧跟我父亲划清界限，这样在政治待遇上，还能有所改善。否则，不光大人要吃苦，孩子也要跟着吃苦。我母亲回来后没有跟我说，想必应该是她怕我受到伤害，所以当我和我母亲被“请”上司令台的时候，我是一脸的诧异而我母亲则非常的坦然。

  我和我母亲上得司令台后，主持人就把扩音喇叭交给了我母亲，而我则是本能的想跑到父亲的身边，想把自己的父亲从地上扶起来，但我这一举动被我母亲拦住了，她死死的攥着我的手，把我攥的很疼很疼，通过母亲的手，我能感觉到我母亲全身是在颤抖的，想必这不应该是紧张，而是激动的表现。在她将扩音喇叭放到嘴边之前，我先是听到了她的抽泣声，随后她略略酝酿了一下，最终，拿起扩音喇叭，对着台下的司令台说了这辈子最违心的话，这番违心的话，我至今都能一字不落的背出来，“我丈夫艾淳来，没有接受社会主义改造，思想堕落，欺骗群众，为群众所不齿，今天他这样的下场，是咎由自取，不值得同情，我作为他的妻子，倍感蒙羞，今天在、在政府、在群众面前，我表态：我和艾淳来断绝夫妻关系，他的生死于我无关！”短短95个字，说完后，我母亲就扔下扩音喇叭，搂着我痛不欲生。至今我还记得那领导的奴才嘴脸，他看到我母亲在哭，竟然恬不知耻的拿过我母亲扔下的扩音喇叭，用扩音喇叭对着我母亲问道：“既然和艾淳来划清了界限，应该开心才是呀！怎么会哭成这样，难不成你还舍不得？”

  屈辱、天大的屈辱。我母亲见那领导紧追不放。只能继续违心的说道：“不我痛哭是痛哭我自己。当初不应该瞎了眼，找了这样的男人！”

  我母亲说完这番话的时候，我记得很清楚，我的双手都被我母亲捏到了有瘀青。

  那领导见我母亲这么说，也就无法追究了，而是高举这扩音喇叭，对着司令台下的群众声嘶力竭的说道：“群众们，你们看到了吗？艾淳来是怎样一个人？连他的妻子和儿子都要跟其划清界限。可见有多么的无耻、多么的可恨，他是我们的阶级敌人，他是封建社会留下来的残留余孽，对于这样的人，我们应该如何处置呢？”

  在这里要补充一下文革期间的法律。在很大程度上，文革期间的法律是一片空白，无司法程序可言，或许大家最为耳熟能详的一个故事就是国家前主席刘少奇同志，他在被批斗的时候，拿着中国的宪法呼吁道：“我是中国的公民。我有申诉的权力，你们怎么可以这样对我呢？”结果呢？除了红卫兵们肆意践踏中国的宪法。压根就不会理会所谓的权利、所谓的法治精神。纵观文革期间的法律，最为重要的一条是伪民主：让群众表决。一些被批斗的人士，戴着高帽、挂着罪名牌带上了公审大会，然后一些红卫兵拿着《语录》，将其罪名宣读一边，随后询问群众道：“有罪吗？”群众们一喊“有罪”，得那被批斗人士就算是有罪了。然后红卫兵继续高喊问道：“判死刑吗？”群众们一喊“死刑”，那那名被批斗人士都不用等死刑复核，基本上当场就能被红卫兵们打死，然后直接拉到火葬场火化，都不带通知死者家属的。整个文革期间就是如此乌烟瘴气，同样是二战后满目苍夷的国家，小日本被原子弹炸完后，整个国家米仓里连颗米都找不到，当时我国建国后还能用上拉线开关，小日本的底子比我们差了很多，结果呢？我们开始搞文革，人家踏踏实实搞教育，如今我国和日本的差距就是在文革期间被人家甩下的。

  言归正传，了解了文革期间的法律流程，大家就基本上能猜到艾淳来的下场了，艾仕帧说到这里，擦眼泪的纸巾已然被艾仕帧教授给用完了。李志明问服务员要了一些纸巾，那服务员见到满满一桌都是纸巾，有些诧异，心中寻思着：“这三个男人聊什么呢？能哭的这么厉害？”

  艾仕帧教授擦完了眼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