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息，都能从不知什么小道消息传出来。他们在国内就听说了这件事，不过当时还没有定论，也没确定红线定在什么位置。

  关飞说起，他们也马上明白过来。

  “所以我们有个想法，打算跟部队的军工企业合作联营，利用军工闲置的产能，我们再提供一些的资金、设备、技术，开办一些基础性的矿冶、加工、制造企业，以提高国内的生产资料供应量，顺带也解决根据地对于生产资料的渴求。产品一部分卖给我们，一部分供应国内需求，所得我们按照比例分配，你们既可以让闲置的工厂重新运转起来，也能增加经营税利收入，你们觉得怎么样？”

  “这是好事啊！”夏中原一听大喜，当即在酒桌上一拍，激动地握住关飞的手，连连摇动，“这件事我虽然没有资格做决定，但是在座的陈处长、刘处长、谭处长他们绝对乐意，也有能力拍这个板！”

  “那是当然！”

  “这么好的事，打着灯笼也找不到，我们怎么可能拒绝！”

  总装的陈处长、总后的刘处长、五机部的谭处长他们哈哈大笑，毫不犹豫就应承了下来。

  虽然这事最后还是要请示上级，但他们敢打保票，上级听到这个方案高兴还来不及，怎么可能把大财主往外面推。

  按照根据地与国内达成的默契，根据地其实本身就享有跟国营企业一样的权力待遇，可以在国内开办企事业单位。

  根据地无力维持一个庞大的工业体系，悉心经营一个小小的精密制造业，然后将民品生产放到国内，是他早就做好的规划。

  但关飞一直没这么做。

  不是他不想，而是他不敢。

  改革开放初期，国内的地方保护主义势力非常强大，各级部门，尤其是基层干部，简直把个体户、外商当成了提款机，吃拿卡要的情况既普遍又严重。许多初期的万元户、小餐馆老板、养殖户就这样被生生吃垮，拿着一堆白条连一枚铜板都换不回来！

  早期抱着十亿人，每人消费一块钱就有十亿收入的美好期待，进入国内投资的外商，都遭到了地方公安、税务、电力、水力等职权部门以各种名目来要钱，最终亏本、破产、跑路，留下来终于熬到赚钱的，十不存一。

  从资料看，进入国内投资的最佳时机，是九十年代中期以后，国内经济一团乱麻，几乎要到维持不下去了，才迫不得已提高了外商投资的地位，开始对地方行政官员施加强大压力，将其与前途挂钩，才使得外商的地位迅速提高，从而得以正常经营。

  关飞自认是中国人，可他毕竟贴的是偭定人民党的标签，谁知道地方干部怎么看他。

  贸贸然进去，搞不好连皮带骨都被人家吃干抹净。

  他之所以跟夏中原提，就是打算以跟部队联办的形式，在国内投资。部队的风气好得多，而且独立的一条线，也不怕地方干部找麻烦，算是给自己找了个护身符。

  而且他也不只是想在内地从事采掘、初级冶炼加工，更想把电视机、洗衣机、电冰箱等民用生产项目，也全部放到国内。

  关飞毕竟是一个集团的首领，除了个人感情，也要考虑到集团利益。

  水泥生产线、还原铁隧道技术、数字机床、电子元器件、真空重熔炉、真空连铸生产线等等，终究是属于基础生产领域，提升的是国家的整体国力。国家越强大，根据地背后的保护伞也就越给力，日子也就越好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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