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必要的，对敌人的仁慈就是宣判自己的死亡。正是因为罗伯斯庇尔和丹东清楚恐怖是形势所逼的暂时行为，所以他们才敢大胆的同意恐怖的开始，一旦形势好转恐怖就会停止，因为恐怖的目的在于恢复秩序和营造符合资本主义发展的环境并实现《人权宣言》中的承诺。他们对于恐怖唯一要做的是控制恐怖的发展，使恐怖不要超过资产阶级的控制范围。例如，1793年9月人民的起义迫使雅各宾派实行全面恐怖后不久，代表下层人民的忿激派领导人雅克·;卢就因为提出了过分激进的主张被罗伯斯庇尔扔进了监狱，同时忿激派也被镇压。

  1793年9月15 日法令重申了谷物和面粉的最高限价，9月29日法令又规定了对各种生活必需品的“普遍最高限价”以及工资的最高限价。但救国委员会只是迫于需要才推行统制经济的。资产阶级对于限制经济自由的国营化充满了敌意。统制经济对救国委员会来说只能是一种保卫国家和革命的权宜之计。3

  同年9月17日颁布了《惩治嫌疑犯条例》，这成为了恐怖政策的代表性法令。此法令的颁布的确使反革命分子心惊胆战，但内容含糊不清使人在理解和执行中容易出现偏差，打击面不仅限于嫌疑犯而且包括可能是嫌疑犯的人，法令中不仅打击反革命分子而且还要牵连家属，加上形势危急处理难免草率难免会出现扩大化。到1794年5月，全国被捕的嫌疑犯总数超过30万。4很难想象如果当时法国拥有如此众多的反革命嫌疑犯，封建势力没有复辟成功！

  雅各宾派似乎一开始就无法控制住局势了，巴黎的断头台似乎格外的忙碌，每天都有被革命法庭宣判死刑的反革命叛国者被送上断头台，这个法庭只要一经宣判就不得上诉，在这个法*被告失去了一切的权利像一只羔羊一样任人宰割。罗伯斯庇尔、丹东对此都是无能为力的，他们只能尽可能少使人在巴黎上断头台，为了安抚民众，征得他们的支持牺牲人类的鲜血是必要的。在恐怖一开始就有如此多的鲜血，人民的疯狂是重要的因素。从一开始，群众的惩罚行动中便夹杂着公报私仇的成分。5无可否认，当人民看到过去骑在自己头上的老爷夫人们在自己手中结束生命无疑是一大快事，也使他们产生了雅各宾派是他们的救世主的错觉。

  如果说罗伯斯庇尔从一个温和派在经过四年革命的洗礼后成为一个暴力革命者，那么至少在一开始他的心里还存有对人类生命的珍爱。1793年10月国民公会被清洗了，有136名吉伦特派及其支持者被开除，其中不少人可能会以叛国通敌的罪名处死，但罗伯斯庇尔据理力争认为只应该处死首恶分子，从而挽救了63条生命，但这却成为埃贝尔派指责罗伯斯庇尔对革命动摇的口实。当然在这一事件中罗伯斯庇尔也表现出冷酷无情、残忍以及用肉体消灭的办法对付持不同政见者。如果说处死玛丽·;安东内特是为了取悦人民的话，那么把布里索、维尼奥、罗兰夫人、巴伊、巴纳夫等一大批法国大革命中的卓越领导人推进断头台则属杀害持不同政见的同志。如果这些领导人的罪名成立，那么法国人民是在一群叛徒、反革命、卖国贼野心家的领导下开始并取得了法国大革命的极大胜利！难怪丹东从一个兴奋万分的农民那里得到布里索等22人被处死的消息时会感到双重的悲哀。不幸的是不久以后，布里索的命运就降临到丹东和埃贝尔等人的头上。从肉体上进行消灭无疑是最简单最彻底的，当然罗伯斯庇尔也免不了成为断头台下的主角。

  由于缺乏对恐怖执行者的限制，恐怖特别是在政治上逐渐变得疯狂起来。大权在握的特派员随心所欲的主持恐怖。611月7日富歇和科罗·;德布瓦来到里昂进行了大规模镇压，处死1667人，断头台不够，还辅以步枪排射。7截至9月份，260名被送到革命法庭的人犯中有66名被处死刑约占1/4。8在1793年的最后三个月里，395名被告中被判死刑的有177名，占45%。1793年8月底，被拘于巴黎个监狱的囚犯有1500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