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空手而归者，名为宫市，其实抢夺之。”(卷140《张建封传》)我们且不论“宫市”的强制掠夺性，“半匹红绡一丈绫”是严重的不等价交换，至少政府的“宫市”可以说明在商品经济强大的冲击力下，宫廷的消费在很大程度上要依赖市场，当然也说明了唐朝宫廷消费yu望的膨胀。

  对于官员和贵族等公职人员来说，他们的消费品应当分为两部分，一是来自皇帝的赏赐，二是来自市场。对于这两部分所占比例的多少，从唐前期到中后期有一个此消彼长的过程。从唐前期的相关史料可以看出，皇帝的各种赏赐和国家的实物俸禄是贵族和官员主要的消费方式，但并非就不需要市场。《唐会要》载：“贞观元年十月敕：五品以上，不得人市。”(卷86《市》)这条敕文是出于传统意义上的抑商思想，但同时从侧面证明，当时官员普遍有入市的情况，或者说，朝廷出于对高官身份的考虑而从品级上对其加以限制后，对五品以下官员出入市场放任不管了。《大唐新语》记有一则侍中陈叔达为母买水果的故事：“高祖尝宴侍臣，果有蒲萄，叔达为侍中，执而不食。问其故，对曰：‘臣母患口干，求之不得。’高祖曰：‘卿有母遗乎?’遂呜咽流涕。后赐帛百匹，以市甘珍。”(卷5《孝行》)这可以说是官员及其家属日常生活消费需要市场来满足的有力例证。到高宗时，城市中商品经济随着国家经济的全面恢复而迅速发展，富商大贾涌现，贵族官僚与其交往频繁。长安商人邹凤炽“其家巨富，金宝不可胜计，常与朝贵游”(卷495“邹凤炽”条)。甚至有些官员也开始做起了生意，可以看出商品经济对于贵族官僚思想观念上的冲击是十分巨大的。自武周起，史籍中频见官员通过市场进行日常生活消费的记载。张衡位至四品高官，“因退朝，路旁见蒸饼新熟，遂市其一，马上食之，被御史弹奏”(卷4)。自玄宗朝始，贵族官僚大范围地卷入商品市场，不仅大量从事商业经营，而且其个人消费也越来越依赖于市场，尤其是日益膨胀的奢侈性消费。陈衍德先生在《试论唐后期奢侈性消费的特点》一文中即指出唐后期奢侈性消费的特点之一就是：“购自市场、得自市场的奢侈品，相对于自产自用的奢侈品，比重有所上升。”这个结论是很有道理的。

  另外，唐代官员所得俸禄中，俸料钱在全部俸禄中的比重逐渐上升也可以说是官员阶层的消费方式与市场联系日渐紧密的重要表现。“唐代官员俸料钱支出数量增加，取决于税收结构中货币成分的增长，而税收中货币成分的增长，又是以商品货币经济的发展为前提的。因此，唐代官员俸料钱的增加反映了唐代商品货币经济的发展。”在生产的基础上，分配与消费通过交换发生联系，分配过程中货币比重的增加正说明交换过程中对货币的使用量增加，从而也说明了官员消费与市场关系的日益密切。

  二、唐代城市消费水平

  消费水平从理论上说是人们消费需要在数量和质量上满足的程度。历史上不论哪个时期，它的消费水乎都有不同层次上的差别。综合分析唐代城市中各类消费状况，我们可以看到，市民的消费水平是存在着严重的两极分化倾向的。

  1.官员、贵族和富商们的奢侈消费

  在大唐盛世的恢弘气势下，奢侈糜烂的高消费似乎成了唐代消费水平的代名词。陈衍德先生也曾提出奢侈性消费是唐代消费经济发展的趋势之一。消费水平是由消费群体的经济能力决定的。在唐代，封建社会森严的等级制度决定了财富分配的不公，政治地位成为收入水平的决定性因素。因而政治地位较高的官僚贵族们理所当然地拥有着巨额财富。但随着唐代城市商业的发展，有许多手工业者或是市井商贩靠经商逐渐积累财富，有的甚至达到富可敌国的程度，也跻身到了高消费行列。这一高消费群体主要集中于城市，史籍中对他们的消费记录俯拾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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