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海洋史上的两次发展机遇与丧失的原因

  庄国土

  历史学2006.6

  摘要：宋元时期和明末清初，是中国海洋发展史上的两次发展机遇，但分别被明清政府所扼杀。东南沿海商民的海外开拓，在极端专制的明清政府看来，是游离于朝廷控制的不安定因素。必须予以打击。郑和则是实施明初海外政策的执行者，其结果是中国背向海洋，毁灭了宋元时期中国走向海洋大国的机遇。郑芝龙海商集团的崛起是中国海洋发展史上的第二次机遇。但满清入主中原后，建立同样的极端专制统治，基本上继承明代的内外政策，葬送了明末清初中国海洋发展的第二次机遇。在明清数百年东南沿海商民面向海洋和朝廷背向海洋的抗争中，强大的中央政权都是最后的胜利者。

  关键词：明清／宋元／贸易／海洋史

  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深入，中国人的海洋意识不断增强。近几年来，华人世界的媒体和学术界藉纪念郑和下西洋600周年之际，不断呼吁国人把握海洋发展机遇。郑和下西洋不但被当作中国对外开放的典型，而且被视为古代中国海外发展的最大机遇。本文探讨古代中国海洋发展史上两次主要机遇的形成过程，并分析丧失这两次机遇的主要原因。

  一、宋元时期：中国海洋发展史上的第一次机遇

  从汉代至唐代，中原政权的对外开拓主要是向西域、漠北和云贵高原发展，海洋方向的开拓成就有限。海外贸易主要是奢侈品贸易，即以中国的丝织品和贵金属交换海外特产。前来中国贸易的蕃商，数量远多于前往海外的中国商人。往来中国的贸易船多数是蕃舶，尤以扶南舶、波斯舶为主。两宋时期，陆路西向发展受阻，中国的对外开拓方向为之一变，海洋开拓事业逐渐发展。

  宋元时期是中国直面海洋、锐意进取的时期。两宋时期，商业经济突飞猛进，郝延平教授称之为“宋代商业革命”。(p10)宋元朝廷虽然也力图管制和主导海外贸易，但寓管制于开放，民间海外贸易飞速发展，政府也因民间商贸繁荣而广辟财源。繁荣的海外贸易和移民也密切了与海外诸国的关系。朝廷和民间的合力，商品经济和航海知识的发展，造就国人的重商和海洋意识以及海外进取精神，也使国人主导了印度洋以东的国际贸易和航运，堪与16世纪前期西方重商主义的兴盛时期相比。宋元时期中国海洋发展成就有以下标识：

  1.华商成为中国海外贸易的主角和海商世家的形成

  宋元时期，中国海商数以万计，虽然中小商人最多，但资产数十万乃至上百万的海商也层出不穷。建康巨商杨二郎由牙侩起家，到南海贸易十余年，蓄资千万。(p174)南宋初，泉州商人“夜以小舟载铜钱十余万缗入洋。”(p2422)铜钱在海外，可以十贯之数，易番货百贯之物。估计一次贸易额就超过了100万贯。(p*)福建“南安丘发林从航海起家，至其孙三世，均称百万”；更著名者如：“泉州杨客为海贾十余年，致赀二万万”；(p588-589)泉州海商王元懋，“尝随海舶诣占城国，国王嘉其兼通蕃汉书，延为馆客，仍嫁以女，留十年而归，所蓄奁具百万缗”。(p1345)泉州纲首蔡景芳自建炎元年(1127)至绍兴四年(1134)，收净利钱98万余贯，因商贩额巨大而得补承信郎。(卷185，食货志，p4537)宋末元初，最著名的海商是蒲寿庚，“擅蕃舶利者三十年”。(卷47，瀛国公本纪，p942)如果说，南宋大海商主要出自泉州，入元以后，东南沿海则形成以太仓为基地的长江三角洲海商集团、澉浦杨氏为首的浙东海商集团和泉州蒲氏为主的闽南海商集团。据说，“泉之诸蒲，为贩舶作三十年，岁一千万而五其息，每以胡椒八百斛为不足道”。(p374)蒲寿庚之婿佛莲是阿拉伯人，为宋末元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