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的，人们只可能偶然撞见爱情；相反的，也有可能终生撞不见爱情。

  婚姻却不一样，它作为社会性的要求出现在人生的某个节点上，很多时候不由你自己操控，因为它牵扯的不是两个人，而是两家人。

  我想，作者误解了卡夫卡。对于他这种心性敏感而又执着的男人，怎么能那么草率结婚，了断爱情，亏欠真爱一生。

  因此，我不同意作者的观点，卡夫卡不是要摆脱性情中的恶——“虚弱、缺乏自信心、负罪感”——才反复无常，而是不想放弃寻找真爱而又恐惧孤独的矛盾让他难下决定。

  想想这些岁月，自己何尝不是这般懦弱，甚至可以说懦弱到病态。

  谁的肉身又不沉重？包括下铺的胖哥，他或许供养着家庭，有贤惠的妻子、嗷嗷待哺的女儿。他的生活维度不容诋毁，尽管脚臭难当、鼾声震天，从心里却对他抱以尊敬。

  从上大学开始，在bj这十多年，很多人和事教会了我如何谦卑地活着。

  嚣张跋扈的富二代、温文尔雅的儒者、急功急利的留学生、肥胖的**、脏臭的乞丐、汗流浃背的搬砖工、满怀激情的群众演员，任何人都能在bj谈理想，那是高高在上的bj啊。

  大家都习惯了高调地吹牛逼、装文艺、卖风骚，鲜有人谦卑地活在现实，宽容、真实地对待彼此。

  大学毕业后第一年，当我们四个像耗子那样蜷缩在东四环某个脏乱臭的地下室时，隔壁中年大妈如受满清十大酷刑般的震耳欲聋、余音绕梁的叫床声摧毁了我们的憧憬和欲望。

  有时，对门炒凉皮儿的小夫妻也加入战斗，整个地下室便开启了2.1制式的环绕立体声效果。

  然而，我们仍然决定留下来拼死一搏，也许是想证明我们到了中年，不会像隔壁那大妈的老公那样，还搂着老婆在东四环的地下室**，动静大得全世界人民都知道他们正在用什么姿势。

  于是，我们留在了bj。

  后来，我们逐渐看清，bj更像被神化的死水，浮着一层腻腻腥臭的油水。几个出类拔萃的精英，被炒作成公平奋斗的榜样，激励着**丝如过江之鲫般前赴后继。生活唯一的真实，只剩下电话那头父母的问候和安慰。

  我做事向来雷厉风行，火车到站后，我走在最前面，很快走到了出站口。这时，听到后面有人喊：“小伙子，等一哈。”

  只见下铺那胖哥一手拎个大箱子，一手拿着《沉重的肉身》，像只企鹅般屁颠屁颠地向我跑过来。

  这才想起刚才起身太急，忘了把书带走。我迎上去，谢了又谢。

  秃头哥客气了又客气，盯着我看了又看说：“你是曾小宇？”

  “是。”我疑惑地看着他。

  他激动地说：“哎呀，见到你真人了，我是你的读者，来啦，给我签个名啦。”说着他拿出一个笔记本。

  没有意料到，我这样的小众作家也会有粉丝，便给他签了名并相互告辞。不，我不承认我叫“作家”，因为别人叫我“作家”时我老觉得是在把街边卖狗皮膏药的叫成华佗，文学丧失纯真与尊严的年代，我宁愿别人叫我写作者、码字儿的，甚至“坐家”、二百五，都成。

  一出站，看到尹德基霸气的豪华座驾——烂得浑身破响的嘉陵摩托125。

  上世纪90年代兴起的摩托车是名副其实的寡妇制造者，到新千年，镇上第一批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