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总管，从平京城。”他当是太子在河东结交的雄豪之一，所以跟太子去了东面。

  正因为一切都是太子，所以新、旧唐均称：“二年，授抚军大将军、东讨元帅，将兵十万徇洛阳。及还，恭帝授尚书令。”李世民说是他去的东都，那么他又得了什么官职

  太子军到洛阳城下：“东都号令不出四门，人无固志”，“城中多欲为内应者。”最典型的便是：“朝议郎段世弘等谋应西师。会西师已还，乃遣人招李密，期以己亥夜纳之。事觉，越王命王世充讨诛之。密闻城中已定，乃还。”

  太子几乎就要里应外合打下东都了，可却突然弃段世弘等内应匆匆而去。这是什么原因呢李世民说是他去的东都，回师是：“吾新定关中，根本未固，悬军远来，虽得东都，不能守也。遂不受。戊寅，引军还。”这理由根本就站不住脚。就算得了东都不能守，王世充等反动势力消灭了，隋朝的文物典籍及府库到手了，旧隋军队有的消灭了、有的收编了、有的遣散了、罪大恶极的镇压了。洛阳城内百姓也不至于大批死于饥荒。攻下后所得甚多，即使不能守，再退出去也来得及。

  正由于洛阳当时未下，以至又拖了三年多。洛阳百姓由三万户饿死到不及三千户。其他损失决不会比洛阳百姓死亡更小，还未计入内。

  如此匆匆而回必有急事，看东路军后来到了哪儿就知道了。刘弘基、刘文静、殷开山都去了西线。

  答案只有一个：西线吃紧，李世民快顶不住了，不得不向高祖讨救兵。高祖只好放弃东都，撤回太子，调太子军队去救李世民，对付薛举。李世民说：“吾新定关中，根本未固。”此话算是有些真理，但就是因为他打败仗才“未固”。有人可能会说：“当时关中受薛举威胁，不能归罪于李世民。”此话毫无道理。首先李世民不是说薛举打得想投降了吗那就是疥藓之疾了。李世民自己的话揭穿了自己的谎言。另一方面，关中不是光受薛举威胁，还有更大的威胁，被人打败了，从而解除了威胁。这可见拙作唐朝开国史上的大空洞。这被后世封建史家完全抹去了。李世民当然也不会喜欢，因为这使他相应见拙。

  杨玄感一开始就猛攻洛阳。李密明知先下长安比洛阳好，迫于形势不得不猛攻洛阳。唐已把长安拿到手了，就更应该攻洛阳了。杨玄感还没内应，李密开始也没内应。如可避免谁都不会主张撤出。匆匆而来，匆匆而去，只能说明唐有后顾之忧。

  据通鉴与唐本传，刘文静对唐高祖称帝后“贵贱失位”曾谏。如这是事实，那么当是刘弘基先去支援李世民。刘文静直到五月，高祖登基以后才去的西线。也就是尽管有刘弘基支援，李世民仍然打不过薛举。

  唐军大大增加。李世民心安了，便恃众不设备。结果又导致了七月之败，损失惨重。败后便归罪于刘文静、殷开山。他们只好给他当替罪羊。刘弘基因为“尽力苦斗，矢尽，为举所获”得以免当替罪羊。

  现版本创业注把退军归之于：“春作方兴，不夺农时，时逼农月,遂奉令旋师。”也是站不住脚的。农历正月二十二日已很晚，农时已将开始。按制度皇帝已耕过藉田。既然如此那么干脆就不该去了。以上这些都说明有难言之隐，乱找借口。

  创业注退军为三月，李世民实录却说是四月。司马光毫无理由地相信实录而不相信创业注。三月十一日丙申隋炀帝死，四月薛举已知道了，并于十七日称帝。唐自然更早知道。而按通鉴，太子回到长安是二十四日戊戌。

  李世民、长孙无忌篡改日期的目的十分明确。隋炀帝死是件大事。如说退兵在已知炀帝死后，此事与炀帝之死的关系就淡化了，可以让人们轻易相信他的各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