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真的吗？难道这事是真的吗？如果是这样，那为什么还要剿灭闯贼呢？闯贼也是杆子啊，也是走投无路的流民组成的啊？那为什么不按照皇上的意思饶恕他们呢？

  周暨耳朵在听着这些签丁军汉的争吵，几次书童兼亲兵要跳脚弹压，周暨都笑着阻止了。别人不知道，自己是知道上层的决策的，尤其这次，自己主动请缨，更得到总督大人万般信赖，更是亲书了一封长信，详细的和自己说了总督和皇上的心思，要求对于沿途愿意被招抚的杆子，尽量招抚，为朝廷存留一份劳力生息，关于闯贼，那是因为闹的太过，不但敢于攻打县城，而且还做了其他杆子不能也想不到要做的事情，实实在在的让总督不敢小觑了他，真的怕养虎遗患，要不闯贼在招抚之列了。

  杨鹤抵任以后，看到陕西各地的灾荒十分严重，无衣无食的饥民千百成群地加入到起义队伍中去，使他所部署的军事追剿收效甚微，官军疲于奔命，起义农民却有增无已。他感到光靠军事手段解决不了面对的社会问題。另一方面，崇祯二年底奉诏抽调大批精锐开赴京畿勤王，又使他深感兵力不足，穷于应付。在这种捉襟见肘的情况下，杨鹤提出了招抚为主、追剿为辅的方针。崇祯四年正月，他在疏中指出，“盗贼”之起，“总因饥荒之极，民不聊生。”采用剿的办法需要调集大军，“行粮犒赏，所费不赀”，结果仍然是“诛不胜诛”，“屡剿而屡不定”。采取招抚的办法要想真正取得效果，也必需由政府拨款帮助农民度过难关。他说：“盖解而散，散而复聚，犹弗散也。必实实赈济，使之糊口有资，而后谓之真解散。解散之后尚须安插，必实实给与牛种，使之归农复业，而后谓之真安插。如是则贼有生之乐，无死之心，自必帖然就抚。抚局既定，剿局亦终。臣所谓欲行剿抚之实著，必有剿抚之实费者此也。”他还指出，如果只是“空言”招抚，不解决农民的生活问題，那就是“徒以抚愚贼，是即以贼自愚，此不终日之计也”。最后，杨鹤认为剿和抚都要花费大笔金钱，效果却不一样；“况费之于剿，金银一去不还，且斩首太多，上干和气。费之于抚，金钱去而民在，活一人即得一人性命，盗息民安，利莫大焉。

  杨鹤把农民起义看作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題，他从比较长远的观点为明王朝最高统治者出谋划策，主张把钱花到招抚赈济上面，帮助农民复业。这样做不仅可以弭患消萌，而且农民安插既定之后，政府还可以继续征收赋税，所以说“利莫大焉”。如果一味主剿，把钱用于军费，不仅无法恢复社会生产，花掉的钱不能通过赋税形式收回來，而且他自己的经验也证明，不解决农民的生活问題，参加起义的人势必越來越多，剿局既不易结，后患也更加严重。这就是杨鹤建议以抚为主的主要原因。

  杨鹤的主张得到相当一部分廷臣和地方官员的支持，崇祯皇帝也一度认可。崇祯四年正月的一次廷对当中，朱由检就明确指示陕西参政刘嘉遇说：“寇亦我赤子，宜抚之。”刘嘉遇连忙答应道：“今正用抚。同月，朱由检在内外臣工的再三呼吁下，勉强拿出帑金十万两，派御史吴甡赍往陕西放赈5，“招抚流盗”。为此发布诏书说：

  “陕西屡报饥荒，小民失业，甚至迫而从贼，自罹锋刃。谁非赤子，颠连若斯，谊切痌瘝，可胜悯恻。今特发十万金，命御史前去，酌被灾之处，次第赈给。仍晓谕愚民，即已被胁从，误入贼党，若肯归正，即为良民，嘉与维新，一体收恤。

  但是，其实杨鹤也在这封书信里和周暨提到了自己的难处。

  招抚容易，善后难，既然百姓已经走上了揭竿而起的道路，那就是已经走投无路，招抚就应该给予他们活路，但是，放眼督抚治下，哪里还有给他们活路的东西？赈济就别想了，就连杨鹤上报的减免积欠，减免今年赋税的建议，都被那些重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