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过程中，宝岛和亲宝岛的华人欢呼雀跃，为苏加托政权提供大量武器弹药，还利用自己熟悉华人的特点，为苏哈托提供情报，将华人中的供.产.党杀的是一干二净。

  9·30事件之后，华夏大陆与印尼断交，所有持有华夏护照的人躲进了华夏大使馆，撤回国内。而不愿意加入华夏国籍的华人，只要带着供.产.党印记的，几乎被自己的“同胞”送到了印尼猴子的刀口下。

  美国中央情报局曾经把这段时间的印尼称为“20世纪最惨的集体谋杀”，估计有50万名“左翼分子”被杀，另有60万名未经任何审判被关进牢里。

  60年，所有华夏人和亲华夏的华侨共计9万余人，全部撤回祖国大陆。

  专门针对华人的行动，自1967年10月展开。

  印尼当局将西加里曼丹与马来西亚交界处一片广袤的土地划为“红线区”，强迫居住在该区域内的华人往山口洋、坤甸等都市迁移;更有甚者，印尼军方散布摇言，指称有9名大雅族(印尼高山原住民)的长老被华人所杀，借以挑拨华人与大雅人之间的关系。直接导致了“红碗事件”，大批华人被屠杀。

  那么，为什么矛头开始转向这些曾经给他们提供大量武器弹药的华人呢?

  其实道理很简单，匹夫无罪，怀璧其罪，谁让华人有钱呗！

  印尼开始屠杀后，华夏大陆还是留了后路的，大陆的使馆留守人员一面进行外交交涉，一面通知当地的华人社团，到使馆避难，先后有5000多人通过在使馆避难幸免一死。

  但是这个时候，宝岛当局，在正治第一，生命倒数第一的思想指导下，向印尼华人社团发出如下文字：“尽量揭发中共诱骗‘华侨’阴谋毒计……绝对不去匪区大陆”。“想尽各种办法，留在印尼，非至万不得已时，不要离开”。

  结果，当屠杀爆发后，听华夏的，被救了，听宝岛的，被杀了。

  而当苏哈托掌权后，宝岛当局简直是踩着华人跟华侨的尸骨与印尼当局恢复了外交关系。

  时间到了1998年，5月13日至15日期间，印度尼西亚（主要是：棉兰、巨港、楠榜、雅加达、梭罗和泗水）暴徒发动的一系列针对华人的暴动，亦称为“1998年印尼排华事件”或“印尼五月骚乱”。

  骚乱期间，华夏驻印尼大使馆的外交官们对护侨工作倾注了满腔热情。当雅加达整个城市陷入骚乱时，大使馆处乱不惊，全体动员，昼夜加班，对早在领事部登记的300多位华夏公民和华侨逐个拨通“生命热线”电话询问安危，倾听求助。使馆官员置自身安危于不顾，多次开车冲过骚乱中的街区，将受困的中国公民和香港同胞及印尼华人华侨送至安全地带。

  使馆签证人员24小时值班为离境的华夏公民和印尼华人提供服务，为他们争取宝贵时间。当众多受难同胞迫切要求离境却苦于无法购到机票时，使馆努力促成香江国泰航空公司和华夏南方航空公司增加3个航班，大使一直把电话打到印尼有关官员家里，请其发放飞行许可证，使馆工作人员则通宵达旦打电话向四面八方的同胞提供飞行信息。

  当200余人及时、安全地飞离雅加达上空时，华夏国的外交官们却彻夜未眠、粒米未进……在海关的另一头，国内有关部门积极配合，为他们的入境和居留提供最大限度的方便。

  但是在这里，没有提及一件很经典的事情，滞留机场的华侨，在生死关头，看见飞机上的五星红旗，义正言辞的拒绝上机。你说这事干得，人家的jj都到菊花门了，你还在说我们要等宝岛人把我们拉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