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税多）。

  他们这样忠实的为工商业集团谋取利益，自然是能赢得传统历史学家（这些人基本上也是工商业集团的利益代言人）高度赞扬。

  正是因为有这样怪诞的情形，我们也就理解了为什么有如下情形的发生。

  “在帝国早期，有400多个税课司局，但到了17世纪早期仅存112个。其余的因无利可图而被关闭。1568年，户部报告某个税课司巡拦每年俸粮工食费不下400余两，而其征收折钞银仅为110两”。

  征收来的银子还不够收税人员吃饭用的，也确实只能关闭了。

  我们还可以和唐朝宋朝时期的情况对比一下。

  “唐代大历年间仅食盐一项即达600万缗,占全部财政收入的一半。宋代绍兴末年，盐、茶榷货为2400万贯，占全部财政收入的49。而至淳熙、绍熙年间，茶、盐、酒等抗冶榷货更高达3690多万贯，占据全部财政收入的565”

  “到了中唐时期，榷盐利税占整个征赋的一半以上，《旧唐书·刘晏传》：‘大历末，通计一岁征赋所入，而盐利且过半。’”

  黄仁宇说“一些明朝的官员在阅读史书时，惊奇地发现唐朝仅从两淮地区每年就可得盐利600万缗铜钱”。

  唐朝饮茶尚非很普及，对茶叶征收的税率就已经相当高，一开始是10，到后来增加百分之五十，再后来还实行了专卖“《新唐书·食货志》又记曰：‘武宗即位，盐铁转运使崔珙又增江淮茶税。是时，茶商所过州县有重税，或掠夺舟车，露积雨中；诸道置邸以收税。’对于私商贩运茶叶，采取残酷的重罚，贩运之百斤以上都是死罪。”

  如果把盐茶还有其他商税收入总和在一起，则在国家整个财政收入中占据的比例当是远超过一半。

  事实上，这还是常规的税收，如果算上其他临时征收的则就更多了，比如“肃宗即位，遣御史郑叔清等籍江淮、蜀汉富商右族訾畜，十收其二，谓之率贷。诸道亦税商贾以赡军，钱一千者有税。”这就相当于对每个商人征收百分之二十的财产税了”。

  （以上资料，来自于网络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