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旅行许多礼仪性职能之外，而且在16世纪后期，他们的文移之烦按现代标准来说也是相当沉重的。”[32]p237

  低税再加上政府官员如此少，想要实现对社会的有效控制相当困难，所以很多本应由政府承担的职能往往交给社会基层单位自己来进行。在朱元璋时期，“地方官员甚至不许亲自下乡。乡村建立起自治组织，选择老人承担起乡村民众的教化。……皇帝的俭省政策使得政府的预算与管理费用降到了最低程度,”

  “当时，军队要自己生产粮食，村落要实行自治以减少政府的职能，通过减少人手以节约管理经费。”

  “因为税收不足，明政府很少能够造福于民。甚至连治水这种中国政府最应该表现出莫大关心的事情，16世纪的明朝政府也做的远远不够。

  ……归有光致力于苏州府的水利灌溉事业，他很赞赏地引述了早期怀疑政府的‘节制’政策是否明智的文人的观点，认为不通过增加税收收入来投资水利建设项目，非养民、富民之道，仅仅周济水灾饥民不过是‘小惠”

  “政府人员不足，对实际情况缺乏了解，中层后勤保障能力不力，公共投入不足（这些情况都是导因于低税政策），所有这些原因使得国家根本无力动员帝国的全部财力，其所能控制的资源只是其中的一部分。诸如盐课、海关税、内陆关税、林木出产税以及矿银等都面临这样的情况。”

  从这些事实可以看出，和许多人想象的明代是一个对社会实施严密控制的专制社会相反，明代恰恰是一个把国家和政府的职能压缩到最低限度的社会。从这个意义上说，明朝倒是很符合一些市场原教旨主义,自由主义信徒的理想。经济的发展运行基本上不受政府的干涉控制，对私人经济力量的发展，政府无心也无力管制约束。

  商业税更低

  以上是农业税方面的情况，那么商业税的情况又如何呢？如果说农业税虽低，但无论是4还是2（从政府实际征收到的角度来说），总还是实实在在的征收着，那么商业税，在明代基本上是属于名存实亡的性质，剩下的也仅仅是点缀。如果说农业税偷税漏税的行为占据总体税收的百分之三十左右，那么商业税方面，至少百分之九十以上都偷税漏税掉了。这种情况下用税率来衡量明代商业税的征收都已经失去了意义。

  从明朝建立之初，商业税就被压低到惊人的程度，这方面的记载很多。

  洪武初规定，“凡商税，三十而取一，过者以违令论”。洪武九年，山西平遥主簿成乐任官期满，州府考核结果以其‘能恢办商税’为由，褒其进京朝见皇帝，结果遭到皇帝的批评：‘税有定额，若以恢办为能，是剥削下民，失吏职也，州考非是’，反而‘命吏部移文以讯’。洪武八年三月，‘南雄商人以货入京，至长淮关，吏留而税之。既阅月而货不售。商人谓于官，刑部议吏罪当纪过。上曰：‘商人远涉江湖，将以求利，各有所向，执而留之，非人情矣。且纳课于官，彼此一耳。迟留月日而使其货不售，吏之罪也’。明杖其吏，追其俸以偿商人’。

  永乐时明政府进一步放松了对民间税收的管制，‘婚娶丧祭时节礼物、自织布帛、农器、食品及买既税之物、车船运己货物、鱼蔬杂果非市贩者，俱免税’。永乐二年，山东临清县会通税课局奏：‘比岁市镇经兵，民皆流移，兼连年蝗旱，商旅不至，所征课钞不及，请减旧额。’户部以闻，上曰：‘兵旱之余，尚可征税耶！其悉免之，候岁丰百姓复业，商旅通行，然后征之’”

  明初对日用品的生产和流通采取轻税政策，‘关市之征，宋、元颇烦琐，明初务简约’（《明史》）当时规定凡商税三十取一，超过者以违法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