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全面反智反文明体制到了朱由检即位时已丧失最后的弹性调节功能，必须进行大刀阔斧的政治体制改革，从体制上铲除贪污腐败和宦官干政赖以滋生的政治土壤才能给朱姓帝国注入新的活力，浴火重生转危为安。

  崇祯皇上的努力方向应该是中央放权地方自治，就算不实行地方政府自治，也应该恢复开放民间精英自治传统；官吏任免实行“双向负责制”，虽然仍由上级任命但必须尊重民意，适度开放民权加强对官吏的监督；大刀阔斧消减公务开支，减税节流休养生息刺激经济发展；允许知识分子畅谈国事揭露监督贪官，不以言论对读书人定罪……

  可崇祯皇上和他身边那帮从朽烂前朝继承下来只知拍马屁看脸色无任何胆识的狗屁智囊团却不这么认为。

  崇祯智囊团认为大明王朝的根本体制不能变，要坚持太祖朱元璋创立的那套大明政治制度不动摇，只能在“总量不变”的基础上“盘活存量”；而不能象商鞅改革那样“另起炉灶”。

  崇祯智囊团认为打击腐败是必要的，但必须在体制内进行，绝不可让民考官，也就是只能由体制内的监察官员出手反贪反腐。

  问题是在一个腐败无孔不入官场已经无净土的末世帝国，奉命反腐的各级监察官员多数也堕落成了大贪官。他们反腐的目的不是为了净化官场，而是为了向问题贪官索取贿赂，从落网的贪官口里分一杯腐败羹。

  这样的体制内反腐自然成了官官相护交流腐败经验和心得的闹剧，最终结果是越反越腐。

  崇祯智囊团对开国皇上朱元璋的贪官剥皮亭印象深刻，认为乱世用重典，对贪官大开杀戒就能有效整肃贪污。

  问题是在一个无官不贪的朽烂官场，如果只由体制内的官员来反贪，谁来执掌杀贪官的刀柄？最终结果自然是大贪官审判监斩小贪官，贪污一千万两的召集贪污一百万两的研究惩治贪污十万两的腐败问题。

  最终反贪反腐运动演变为肃清异己的正文治迫害和官官相护的腐败盛会。

  崇祯皇上在位时冤死的治世能臣，多是在“贪污”的名义下受害的。

  事实证明朱元璋那套反贪反腐制度，在王朝末世只能使贪污腐败更上一层楼；死于“贪污”名义者要么是副职替罪羊；要么是良知尚存的官场精英。

  在重启朱元璋的反贪制度下，大明王朝走向无官不贪的腐败盛宴，官吏的职务责任心荡然无存，只注重急功近利视国家王朝命运如草芥。

  李自成革命军打进京城前，崇祯皇上在金銮殿上流泪请求台下的文武大臣捐款给守城的军队发饷抵抗农民军，结果百官纷纷哭穷，最后只弄到可怜的一百万两？李自成大军兵临城下时，先前习惯了高薪后因国家财政崩溃，长达五个月未发饷的大明城防部队霎时叛变，象钢铁一样铸成的北京城没经过战斗就告陷落。

  李自成革命军把大明那些在崇祯金銮殿上哭穷的文武百官抓来上夹棍坐老虎凳上烙铁，一个晚上就敲出七千万两！

  重拾开国皇上朱元璋的过时体制不但使腐败愈演愈烈，而且极大损伤帝国的经济。

  大明后期的经济形势和开国皇上朱元璋时代有天壤之别。朱元璋当政时中国是纯农业社会，土地税是国家的主要财政收入。大明后期的工商业开始繁荣，工商业是国家的重要税收来源。

  朱元璋的经济政策是建立在扼杀私营工商业基础上的，重走朱元璋之路玩“国进民退”，必然造成国家工商业大衰退，国家失去大宗税收来源，这对于维稳工程艰巨的王朝是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