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六十年了，在洪武爷时代，就规定税收定额。

  洪武九年，老祖宗就分谴各部官员、国子监生和宦官巡视1一百七十八个税课司局，固定他们的税收额度。

  洪武十七年，老祖宗命令将各省和各府税粮课程一岁收用之数刊刻于石板上，并树立在户部厅堂内。

  洪武二十六年年，田赋收入达到三千二百二十七万八千九百石，洪武皇帝对此很满意，宣布北方各省新垦田地永不起科。自此各地定额税收作为不成文的法律固定下来，后来也偶尔进行过小的调整，但基本定额从来没有被摈弃。

  本王这里有一份户部收入的资料，刘正，你给大家发一发。”

  “是，王爷。”

  刘正从旁边的桌案上拿来一叠文书，然后发给众人。

  只见文书上面有这样的例子，“洪武二十六年，夏税，米麦四百七十一万七千馀石，钱钞三万九千馀锭，绢二十八万八千馀匹；秋粮，米二千四百七十二万九千馀石，钱钞五千馀锭。

  永乐中，……，天下本色税粮三千馀万石，丝钞等二千馀万。计是时，宇内富庶，赋入盈羡，米粟自输京师数百万石外，府县仓廪蓄积甚丰，至红腐不可食。

  嘉靖二年，御史黎贯言：“国初夏秋二税，麦四百七十馀万石，今少九万；米二千四百七十馀万石，今少二百五十馀万。而宗室之蕃，官吏之冗，内官之众，军士之增，悉取给其中。赋入则日损，支费则日加。

  万历时，夏税，米麦总四百六十万五千馀石，钞五万七千九百馀锭，绢二十万六千馀匹；

  秋粮，米总二千二百三万三千馀石……”

  每人手里也就是三张纸，是用小楷抄录成的，上面都是这样的例子。

  朱常浩看到大家都看完了，说道，“你们都看了，那本王就说说，这份从户部誊抄而来的年份收入，告诉在座的诸位。

  农业税收，从永乐达到高峰，以后就是不断递减，在嘉靖时期，和洪武年间相比，已经是麦减少了九万石，米减少了二百五十余万石；而到了万历年间，麦子减少了十一万石，而米减少了二百六十九万石。

  表面上看，这些减少的也不算太多，但如果考虑到万历时期的人口至少是洪武年间的两倍多甚至是三倍，而农业税收不但没有显著增长反而绝对数量减少了，那么这就是相当惊人的减少了。

  以上是农业税长时间内没有增加甚至减少的情形，

  至于工商业税收不增加反而降低的情形，其实在年份中已经顺带说明。

  本王在这里说一点，在历代王朝一直倍受重视的商业税，在我们大明朝却并没那么受到重视。

  关于这一问题，本王认为这是因为洪武、永乐爷为恢复流通经济的结果，为了恢复流通经济，当时采用宝钞作为商业税缴纳，然而随着宝钞的贬值，商税也不断降低”

  简单地说，我大明商业税是用宝钞来计算，而宝钞不断贬值，商税自然也就不断降低。不管是否原因真的如此，总之商税不断降低甚至在一些地方接近取消的事实是肯定的。但关于商税降低这一点也没有必要多说，因为在洪武永乐年间，商税很大程度也没有认真征收。

  商税到现在都处于名存实亡的状态，降低不降低都已经是没有什么实质意义。”

  朱常浩说到这里，这七人明显的意识到，原来自己的主人，也就是瑞王，一点也不糊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