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的专门机构，相当于现代的海关。但由于前朝大部分时间都处于海禁状态，即使隆庆年间解除海禁，限制仍很严格。到了天启年间，整个大明只有浙江、福建、广东三个市舶司，海上贸易量虽然很大，但经过市舶司正规渠道，定额包税的贸易还是很少，大部分都是走私。

  走私当然就不用缴纳任何税款了，只要用少量银子贿赂当地官府，别让官府抓了现形即可；或者干脆就不理官府，明目张胆地走私。如此一来，大明的对外贸易实际上处于失控状态，税银大量流失，走私商人却因此暴富。

  就拿福建市舶司来说，整个福建地区，每年进行海外贸易的商船艘次数量难以准确估算，但至少在一千艘次以上，贸易额何止千万两。但福建市舶司收取的税银，连三万两都不到，少到了可笑的地步。

  其实朱由检早就想推动大明的对外贸易改革了，这改革的第一步，自然是开放更多的口岸。但仅设浙江、福建、广东三司，这又是一条祖制，可不是轻易就能改的。即使大明与葡萄牙的官方贸易已经开始，朱由检也暂时没碰这条祖制，并未新增市舶司。好在官方贸易并不涉及税收问题，葡萄牙人的商船也来得很少，算是把这个问题绕过去了。

  但改革总要试水，总要有第一步。朱由检把这个试点选在了南安，其实这也是熊汝霖在密奏中提议的。

  要说起这个时代的人的智慧，朱由检也不得不佩服。熊汝霖在密奏中说，不是祖制规定只设三司，不得新增么？南安县属于福建省，福建市舶司设在省府福州。而福州在福建北部，南安在福建南部，两地相距四百余里，南安的商船到福州去办理手续很不方便。以此为理由，可在南安设立市舶所，名义上隶属于福建市舶司，算是福建市舶司的一个派出机构。实际上，该怎么干就怎么干。这不就不违反祖制了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