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对联的事，是可以昨晚搭书记的顺路车回南桥的上街家里的，现在好了，办公室主任不能提早离去，而最后一个离去，说明忠于职守么，团聚也不在于晚了半天。李盛北没有叫小张，小张去南桥街为留守人员办年货去了，便叫上小吴，还有门卫老颜帮忙扶梯子，递面糊刷子什么的。他们好不容易在与寒风的拉锯中将大红的春联贴上，又对鼓起的地方重点地加浆糊拍紧。老颜头一看就觉得和昨天的对联没什么两样，他想：一定是李盛北见曾书记回家团聚去了，反正他看不到，就又贴上了和昨天没有什么区别的对联，他在和书记赌法码呢！老颜告诫自己一个守门的老头，有个事做，有口饭吃，还能贴补点家济，也是乡政府无微不至的恩典，又何必去惹那是非，弄个鱼清水白，甚至引火上身呢？做人啊，还是乖中带痴，糊里糊涂的好啊！他这样劝解自己，可心里总是象吃多了糍粑疙瘩着，就觉得过大年贴对联是天大的大好喜事，俗话说三十吃年饭都捡好话说，为的是图来年的大吉大利，本来一样的红对联，贴子又撕，撕了又贴，就不是什么好兆头，来年要守好这大门看好院子，得多留点神多长几个心眼。这老头不知怎么搞的象中了邪似的，自言自语地把心里想的话念道了出来。还好，说者有心，听者无意，在场的人听了只当没听见一样，也确实有人没有在意他那带有唯心主义色彩的灵感语言。是的，在这满堂都是官的乡政府，有谁会在意一个门卫老头呢？倒是乡邻们似乎荣耀他是乡政府的。

  曾国超象往年的春节样去窜门子。他冒着二十九日晚徐徐洒落的迎龙年的第一场春雨，说准确点是雨兼雪，雨中还夹带着叮叮响的雪籽呢。他妻子余凤洁听窗外冷风呼啸，屋内尽管依着个二千瓦的取暖器，也仅向着宅的那方有点热气，而整个大空间还是寒嗖嗖的。她去找出那条米色的长围巾，要他围上。他朝气逢勃地说：“这多俗气！让人瞧了，哪有一点年轻人的气质，革命尚未成功，同志还须努力！”他又叹息地接着说：“我还有什么希望呢？”余凤洁微微一笑说：“你还年轻，张县长的位子还等着你呢！”曾国超不高兴地皱眉挤眼地说：“别人象这样说不奇怪，你也这样挖苦我就不应该了，我能把个木舟乡稳定得象我们中国就行了。”她忙自解地说：“今天是大年三十，当然要讲好话，夫贵妻荣么。再说，谁不知你和张县长的关系不一般。”他说：“那是我对人的敬重。”是的，自从一九八七年曾国超从南桥自配厂副厂长兼劳资科长抽调到南桥镇党委办公室，就跟定了张道然，给他办理了正式调动、转干手续，还安了个办公室主任的位子。还不仅从一九八七年，从一九七八年他在南桥党办打临工，当通讯员，收发信件时，张道然从县委办公室下到南桥镇，他们就知道有彼此，但没有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更没有什么交往。曾国超从南桥到龙场到木舟，成了一个乡的党委书记，每一个进步都没有张道然的关怀。龙场是大县的一个大镇，工作基础好，可偏偏没有让他就地任书记，而是到了偏远的湖乡，工作艰难的小乡，任了个明升暗贬的木舟乡党委书记。当时他找到张道然想谈想法时，张道然说：“国超，你在条件差的乡把工作搞上去了，说明你的工作和能力不在一个乡镇，过去的省委周书记就是从一个大队的支部书记干起的，你的眼光要放远大点。”曾国超尽管就这件事有点想法，而对张道然的崇敬一直不减，每年都是在大年三十的除夕夜给张道然拜年的。开始是带点农产品香油什么的作礼物，后来是香烟名酒，再到后来，提东西显得拖踏又不文明，特别是进县委大院，让人见了更是尴尬不已，干脆改成了信包。就是用信封装上百块钱，往那书桌抽屉里一塞。今年是二ooo年承上启下的春节，况且农业没有过去的四年三水，还风调雨顺，五谷丰登，他就装了个千元的信包，十张四个头把信包也鼓叠叠的。曾国超接过余风洁塞给他的围巾，闻了闻，便说：“你闻闻，就象废品堆里找出来的，恶气熏鼻，你怎么这样怕冷，我一点也感觉不到。”他的心头只装着给张县长拜年的事，自然感觉不到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