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
利物浦,纽约,利物浦,里约热内卢,波士顿,里斯本,圣地亚哥,里约热内卢,安提尔,纽约,利物浦,波士顿,利物浦,安布哥,纽约,热那亚,佛罗里达,里约热内卢,利物浦,里约热内卢,利物浦,纽约,库克,波士顿,利物浦,里约热内卢,纽约,利物浦,圣地亚哥,纽约,利物浦。海洋,完全在他当中。突然,那一刻,画掉落了下来。
画掉落下来这件事,对我的触动很大。挂在上面好好的很多年,什么事也没有,我是说什么事也没有,”砰”,掉下来了。钉子在那里钉得好好的,没有人动过,但某一刻,”砰”,它们像石头一样掉下来了。在绝对的寂静中,四周寂寥,连只苍蝇也没有,而它们,”砰”,落下了。为什么偏偏是那一刻?没有人知道,”砰”。是什么让一颗钉子觉得它不能再那样下去了呢?它也有灵魂,可怜的家伙。作出决定了?它已经和画儿商量了很久,它们对于要做什么还不太确定,多年来,它们整晚都在讨论。然后决定了某个日期,某时,某分,某秒,就是它了,”砰”。从一开始它们两个就知道,都是合计好了的。看吧,我决定七年后停下来,对我很合适,说定了。七年后的五月十三日,大约六点,就六点差一刻吧,说定了。别了,永别了。七年之后,五月十三日,六点差一刻,”砰”。谁都不理解。那样的事情最好别想,不然你会疯的。在一幅画要掉下来的时候。某一天当你醒来,你已经不再喜欢它了。当你打开报纸,战争爆发了;当你看见一辆火车,你想,我该离开这里了。当你看镜子的时候,你会意识到,你老了。当在大洋之中的时候,一九〇〇从键盘上移开目光,对我说:”三天后,在纽约港,我要下船。”
我愣住了。
“砰!”
对一幅画你可什么也问不了。而对一九〇〇,你还可以问。我让他安静了一阵之后,就开始发问了。我想知道为什么,至少应该有个理由。一个在船上待了三十二年的人,突然有一天要下去,还好像没事似的,连为什么都没有告诉他最好的朋友,什么也没有告诉。
一九三三年八月二十一号,我从”弗吉尼亚人号”上离开了。我是六年前登船的。我觉得好像过了一生。不是从那里下来一天或是一个星期:我永久性地下来了。带着登陆的证件,拖欠的工资,以及所有的一切。一切正常。我和海洋,没有关系了。
那样的生活我并不是不喜欢。这是一种奇怪的方式,但还有效。只是,我无法想像永远这样下去。如果你是海员,就不一样了,大海是你的领地,你可以终老在海上,这样很好。但一个吹小号的……一个吹小号的,对大海来说,你是个陌生人,永远都是。早晚你得回家,还是早点回家好,我这样对自己说。
“还是早点回家好,”我对一九〇〇说。他很理解。看得出,他根本不愿意目送我下那舷梯,总是这样,但要他说出来,他永远都不会说的。最好这样。最后一晚,和平常一样,我们在那里为头等舱里的低能儿们演奏。轮到我的独奏了,吹了几个音符之后,我便感觉到了附和着我的琴音,低沉而甜美,和我一起演奏着。我们一起继续下去,我尽了我的全力要吹好我的小号,上帝啊,我不是路易斯·阿姆斯特朗,但我吹得真好,他在任何地方都跟随着我,他知道怎么做。我们随心所欲地让我的小号和他的钢琴继续了好一会儿,那是最后一次,其中包含了很多言语想表达但又没有办法表达的东西。周围的人们继续跳舞,什么也没有意识到,他们也没有办法意识到,他们能意识到什么呢,继续跳舞,好像什么也没有发生一样。但有人也许会对另一个说:”看那个吹小号的家伙,多奇怪啊,他一定是醉了,或者疯了,看那个吹小号的,一边吹,一边在流泪。”
从那里下来后发生的事情就是另外一个故事了。如果不是那该死的战争从中间插了一杠子,也许我可以做一番大事。战争让一切都变得复杂了,真让人弄不懂。应该要有一个聪明大脑,才能搞清�
画掉落下来这件事,对我的触动很大。挂在上面好好的很多年,什么事也没有,我是说什么事也没有,”砰”,掉下来了。钉子在那里钉得好好的,没有人动过,但某一刻,”砰”,它们像石头一样掉下来了。在绝对的寂静中,四周寂寥,连只苍蝇也没有,而它们,”砰”,落下了。为什么偏偏是那一刻?没有人知道,”砰”。是什么让一颗钉子觉得它不能再那样下去了呢?它也有灵魂,可怜的家伙。作出决定了?它已经和画儿商量了很久,它们对于要做什么还不太确定,多年来,它们整晚都在讨论。然后决定了某个日期,某时,某分,某秒,就是它了,”砰”。从一开始它们两个就知道,都是合计好了的。看吧,我决定七年后停下来,对我很合适,说定了。七年后的五月十三日,大约六点,就六点差一刻吧,说定了。别了,永别了。七年之后,五月十三日,六点差一刻,”砰”。谁都不理解。那样的事情最好别想,不然你会疯的。在一幅画要掉下来的时候。某一天当你醒来,你已经不再喜欢它了。当你打开报纸,战争爆发了;当你看见一辆火车,你想,我该离开这里了。当你看镜子的时候,你会意识到,你老了。当在大洋之中的时候,一九〇〇从键盘上移开目光,对我说:”三天后,在纽约港,我要下船。”
我愣住了。
“砰!”
对一幅画你可什么也问不了。而对一九〇〇,你还可以问。我让他安静了一阵之后,就开始发问了。我想知道为什么,至少应该有个理由。一个在船上待了三十二年的人,突然有一天要下去,还好像没事似的,连为什么都没有告诉他最好的朋友,什么也没有告诉。
一九三三年八月二十一号,我从”弗吉尼亚人号”上离开了。我是六年前登船的。我觉得好像过了一生。不是从那里下来一天或是一个星期:我永久性地下来了。带着登陆的证件,拖欠的工资,以及所有的一切。一切正常。我和海洋,没有关系了。
那样的生活我并不是不喜欢。这是一种奇怪的方式,但还有效。只是,我无法想像永远这样下去。如果你是海员,就不一样了,大海是你的领地,你可以终老在海上,这样很好。但一个吹小号的……一个吹小号的,对大海来说,你是个陌生人,永远都是。早晚你得回家,还是早点回家好,我这样对自己说。
“还是早点回家好,”我对一九〇〇说。他很理解。看得出,他根本不愿意目送我下那舷梯,总是这样,但要他说出来,他永远都不会说的。最好这样。最后一晚,和平常一样,我们在那里为头等舱里的低能儿们演奏。轮到我的独奏了,吹了几个音符之后,我便感觉到了附和着我的琴音,低沉而甜美,和我一起演奏着。我们一起继续下去,我尽了我的全力要吹好我的小号,上帝啊,我不是路易斯·阿姆斯特朗,但我吹得真好,他在任何地方都跟随着我,他知道怎么做。我们随心所欲地让我的小号和他的钢琴继续了好一会儿,那是最后一次,其中包含了很多言语想表达但又没有办法表达的东西。周围的人们继续跳舞,什么也没有意识到,他们也没有办法意识到,他们能意识到什么呢,继续跳舞,好像什么也没有发生一样。但有人也许会对另一个说:”看那个吹小号的家伙,多奇怪啊,他一定是醉了,或者疯了,看那个吹小号的,一边吹,一边在流泪。”
从那里下来后发生的事情就是另外一个故事了。如果不是那该死的战争从中间插了一杠子,也许我可以做一番大事。战争让一切都变得复杂了,真让人弄不懂。应该要有一个聪明大脑,才能搞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