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结三句，又把词的思想推向更高一层。作者直接拈出“浮名”来和“浅斟低唱”对比，认为青春易逝，与其去搏取功名，还不如酒边花下。浅斟低唱。这固然有沉湎于寻欢作乐的一面，然而联系柳永为举子时专为乐工新腔作辞(见叶梦得《避暑录话》)、他自己亦善创调(《乐章集》中颇多自创新声)二事，联系上片结句“才子词人”两句，则“浅斟低唱”一语，实不徒为单方面的把酒听歌，还包括为歌*们谱写新曲新词。换言之，即进行新兴词曲的创作活动。他有一首《玉蝴蝶》词写道：“迁延，珊瑚筵上，亲持犀管，旋叠香笺。要索新词，殢人含笑立尊前。”就是绝好的印证。他不愿意把这种生活和“浮名”对换，这就不能不是“狂怪”的论调。因为在封建社会里，蔑视功名，就等于不愿为君所用，这是有悖于“忠君”之道的，无怪乎仁宗读后要不高兴，把他黜落了。当然，话又说回来，既然柳永愿把“浮名”“换了浅斟低唱”，为什么他又一再去参加科举考试呢?这就是柳永思想的矛盾。封建时代的知识分子，走和下层人民结合的道路，一般都是被迫的，并非出于自愿；应举求仕的观念，在他们的头脑中藕断丝连，一旦时机到来，就会重作冯妇，再返旧垒，所谓“身在曹营心在汉”者，比比皆是。这牵涉到思想意识根本改变的条件问题，在此不暇细述。总之，时代的局限，阶级的局限，柳永也不能跨越这一历史的制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