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修要与美英签订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以此垄断核武器，并试图把中国的核计划扼杀在摇篮之中！这个林晓、郑风在与梁威林的洽谈中，话赶话散布出的半真半假消息，通过梁威林的报告到北京，但并没有在北京的高层掀起什么波澜，更别说巨大的反响和效应了。

  这种状况不是北京的高层不相信南洋兄弟的情报，而是他们认为这一切都是情理之中的事！甚至于觉得苏修如果不这么反动才是不可思议的。

  在北京高层看来，这样的结果是苏修的本质决定的，苏修就是贴着社会主义标签的帝国主义，是妄图称霸世界的北极熊，干出些打压和铲除异己的事，没有什么可值得奇怪的，苏修干涉波兰十月事件、苏军的坦克开进布达佩斯就是二个鲜明的例证，苏修能对波兰和匈牙利下手，对中国下手又有什么稀奇的呢！

  自1953年斯大林去世，赫鲁晓夫上台后就开始通过打击斯大林的政治影响来提高自己的威信，到1956年，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召开，赫鲁晓夫更是开始全盘否定斯大林，三七开都不给，然后又开始推销自己的‘和平共处’、‘和平竞赛’、‘和平过渡’的‘三和’新理论，不仅开始与万恶的资本主义国家眉来眼去，还破坏社会主义的分配方式，采取给产业工人发奖金和的形式来调动工人的生产积极性，从此走上了北京认为的修正主义道路。

  就穿越者用后世的观点来度量，赫鲁晓夫所做的是事，都是社会发展的必然，是具有前瞻性的远见卓识。因为，经历了一段疯狂的特殊时期以后，中国大陆在邓总设计师的引领下，也是依照类似赫鲁晓夫的思路发展的，虽然有不尽相同之处，但大方向是一致的。所以不管赫鲁晓犯过什么错误，但就凭着北京所批判的‘三和’新理论，以及赫鲁晓夫所主导的改集体农庄对国家的义务交售制为农产品采购制，并提高农产品的收购价格和其多劳多得的理念，赫鲁晓夫就是站在了时代的前沿，打开了社会主义改革闸门，具有探索性和开创性的先行者。

  只是由于那个时代的惯性和认识的局限性，五六十年代北京的主人们理解不了这个转变，特别是赫鲁晓夫旗帜鲜明地反对个人崇拜，让已经被国民奉为神的伟人感到是影射自己，所以当时的北京根本就没有认真地、正确的、客观地对待赫鲁晓夫的一系列变革，而赫鲁晓夫性格上的粗鲁、高傲和行动上的不妥协也加深了北京的误会，造成了中苏的争论和对抗。

  中苏从同志加兄弟走向反目是在双方都不希望发生的情况下发生的，没有输赢，没有对错，也不是那一方的原因，完全是因为不同的理念造成的。

  在中方的理念由，朋友应该是无私的，也应该互通有无的。有了这种理念，自然就认为苏俄对自己的援助是应该，你有的东西都应该我朋友的份，你藏着捂着、附加条件就是不够朋友，例如中方要苏方在核弹方面给予帮助，希望核不扩散的苏方当然不答应，于是矛盾就产生了。

  当然，得到援助心安理得，当自己的要求得不到满足时，就牢骚满腹，北京这种不把自己当外人的行为，你还真不能说他们不对，因为北京自己在对待第三世界朋友方面就是这样做的，比如支援越南时，自己的国民都饿着肚子，但粮食和物资绝对管够；再如支援阿尔巴尼亚时，自己都没有的先进机器设备，因为朋友有求，还是大方地掏出自己不多的外汇到欧洲去买先进的机器设备送过去。

  中方对待朋友实践的就是毫不利己、专门为人的白求恩精神，我做初一，你做十五，合情合理，所以中方认为苏俄也应该发扬这种精神的理由还是站得住脚的，起码当时北京的主人就是这么认为的。

  只是苏俄虽然走的是社会主义，但他们延续的却是俄国的文化，粗暴、强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