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了出来。有一个叫陈云的，在商务印书馆做事，颇为好学，抓住机会读了许多书，对社会主义经济了解较深，与他这个科班生，倒是有颇多可以讨论争辩的地方。碰巧杨先生在上海，他索性将这两人分作两边，叫他们讲讲自己的观点，大家也可将不懂的讨论得清楚些。

  “我的疑虑主要是围绕价格和资源的调配而展开。在一个存在私有财产经济的前提下，生产者和消者可通过价格来调节他们的生产和购买，以此为导向而进行资源的调配。然而在一个生产资料公有，劳动产品按需分配的共产社会里，失去了价格的导向，我们很难获得按需分配中的‘需’。由此，社会资源的分配就会变得低效，从而对生产力产生负影响，如此又进一步阻止了按需分配的可能。正如米塞斯所指出的那样：社会主义共同体的经济条件使理性经济计算为不可能。这里，我并不想把话说得那样绝对，然而在现有的条件下，我们确实没有更有效的手段来进行资源的调配和生产活动的安排除了市场自己。”明楼说完看向陈云。陈云长了一张方脸，带个鸭舌帽，显得脸没有那样方，笑起来很是稚气，说起话来却条理清楚，半点孩子气也没有。

  “古典主义的这套如果真的有效，欧洲之前的经济危机难道是巧合？巧合了这么多次，也就算不得巧合了吧。如果不是巧合，那我不禁要问，市场真如明兄说的那样有效么？”他走到黑板前，在黑板上画了四个环环相扣的圆，“要实现你所说的合理的、理性的调配，一者，不可有保护主义。地区保护主义，国家保护主义，怎样都都不行。”他在第一个圈里写了一个保护主义，然后打了一个x。

  “二者，没有垄断。如果大家都喜欢同一样东西，势必会造成‘垄断’，这样你所说的合理调配也不是不可行的。”说着在第二圈里写上垄断，又打了一个x。

  “三者，我们人人都是土行孙，日行千里，所有的买卖交易，都只要付货物钱，而且一眨眼就立等取货。”他犹豫了一下，不知道这第三个圈里写什么，明楼站起来，在那圈里写上一个“交易的其他成本”，然后替他打了一个x。

  陈云笑笑，再第四个里头写上“蠢蛋”然后打一个x，笑道：“最后也最重要，这世界上一个蠢蛋也都不许有，大家都要知道正确的价格，根据价格做最正确的选择。”

  写完抹了抹手，陈云笑道：“这四个条件，一个做不到，你那市场就不管用。市场一不管用，就又来老一套，我们太好啦我们不太好册那完蛋啦总算喘了口气。一遍又一遍，每次都把人民再剥削一遍，反反复复，不见得有怎样高明。再者说了，你说我们没办法知道需求，那可不一定。很多年前，我写一封信寄到北平去，马车要走上小半个月，现在你能拍电报不是针对你，只是瞧着你家兴许还有电话呢消息已经快了许多，将来，或许有一天北平需要什么，政府立即就知道，立即安排好，苏州的厂子当下就能产。”

  “你的说法有道理，然而也是建立在将来的基础上。打个比方，我家在上海有设米粮的门面，最快最快也要当天柜的时候才能知道这一天的卖量，只有最有经验的老掌柜才能根据天气和销量估计出这之后的情况，决定苏州那边送多少米过来。他们现在还是靠去一个人到苏州下单子，再假设我在两处都设了电话，最晚也要头天晚上才能告诉他们。夜晚要是开工，工人们也要休息，不太现实否则真成了你老说的剥削了算作他们第二天一早开工吧。土行孙是稀罕人物，送米到上海，我们还是用船的。我们再奢侈一些，用汽车，最快也要一天才能运完。这种情况下，已经多出一天库存的风险来。我们用方差折算一下便可知道这里头的有多少风险。这是如今市场的调节，若是再多出一环来。我连夜把上海所有米店的掌柜的都叫来，一起算，算上一晚上，兴许能算出来这总需求量，然后告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