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的也要杀；在四川搞个大西政权短短两年，天府之国被他杀成人间地狱，猪狗不如，不能因为他造反就美化他。”

  李经述点点头，对严复说：“严总长，这历史教科书的问题很大，我准备让鲁迅分管教材司，主持重修历史教材。这不是跟你商量，是要你马上去办的事。中国社会还需要进一步解放思想。”

  严复这时头上已经直冒冷汗，惶恐地说：“既然大总统有此意，我没有意见。”

  李经述那天有点累了，就对严复说：“今天就讨论到这。至于鲁迅批判传统文化和道德的事，我去拜访鲁迅时，就跟他谈过。他的这些观点，我很欣赏，有时间我会去国会作一场报告，解放大家的思想。”

  这次谈话，李经述实际上表示了对鲁迅的大力支持，还让他主持重新修史，严复一回到教育部，就开会传达了李经述的指示，鲁迅在教育部惹的风波迅速平息了下去。

  有了李经述的支持，鲁迅对中国文明和世界文化的钻研更加没有禁区，思想的锋芒也更加锐利，他更加深刻反思起中国的“黄金时代”：从1895年到1910年，可以说是中国经济发展的“黄金时代”。当时也没有哪个国家对中国搞技术封锁，中国积极引进世界上最先进的技术，还有顶尖人才，经济多年连续实现两位数增长。中国各地迅速进行着工业化和现代化，城市里高楼大厦拔地而起，公路和铁路不断延伸。北京、上海、广州、哈尔滨等都发展成现代化大城市，富人和中产阶级的吃穿用度几乎与欧美国家无异，社会文化空前开放。

  但是，尽管总统李经述和内阁总理盛宣怀大力推行各项政府改革，后来的财政总长席家栋也很懂经济，但中国现代化的之低，不是李经述这个雄心勃勃的大总统和各级政府官员所能决定的。同其他历史悠久的文明一样，中华文明的转型比较慢。中华帝国继承下来的晚清帝国，总的来说是贫困和落后的，民众愚昧，旧官僚阶层腐朽守旧，绝大部分人口都是文盲，乡绅地主仍掌握国家的文化和经济命脉，直到商人阶层的迅速崛起。

  “黄金时代”的快速改革，触动了传统地主乡绅阶层的利益，特别是土地改革，将大量他们拥有的土地通过国家债券赎买的方式，分配给了无地农民。而且工商立国带来的各种思想冲击，比如自由、平等、法治，将他们这些人逐渐边缘化，他们对日益物欲横流的社会，感觉到无所适从。鲁迅是一位大思想家，想为“黄金时代”的中华帝国开出思想的药方，他随即在《华报》上写文章鼓吹“功利的道德”和“个人主义”的哲学思想。

  鲁迅在《功利的道德》中说：“这篇文章的观点，比如道德和功利的关系，倒不是我的首创。一般人总认为，道德就是不讲功利。实际上这就错了，功利恰恰是讨论道德的基础。功利主义的道德观，有基于神学的，也有基于人天性的、遗传的，在逻辑上能成为一个系统。英国的大哲学家边沁十八世纪就说，道德实际上是大家的利益。简单地说，世上的事情分为利人利己、损人利己、损己利人、损人损己四种，最好的一种情况，从全社会来讲是利人利己。虽然从道德来讲损己利人是最好，但这也是最不现实的。这一点我深有领会，最近我和二弟周作人之间闹矛盾，这让我彻底明白过来：所谓社会道德问题，都是伪问题，主要还是私利问题。我们兄弟，尚且都有各自的私利，何况社会。

  我们的先贤崇尚道德教化，然而道德实在算不上什么高大上之物。道德不过是自利的产物，在根本上，道德源于对于私利的追求。民众不讲卫生是因为公用垃圾桶不够，随地大小便是因为公厕不足，官员贪污是因为权力约束机制不够，一个社会如果从道德上做文章，就永远难以进步。官办的企业，享受着各种税收优惠，卖油的年年亏，修铁路也亏，甚至公路收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