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圃。你要让你的禁令生效只有一个可能，那就是如果这条近路又陡又难走，而那条远路却十分平坦的话。

  如果事实不是这样，如果那条迂回的路反而更难走，那么你的禁令有多大价值，你的花圃命运如何也就可想而知了！

  我看你恐怕很难成功地迫一个外行去学习医学，正如我也很难诱使医生去学习分析一样。因为你和我一样了解人的本性。

  “如果你的看法是对的，要从事分析治疗工作必须接受专门的训练，但是医科课程又不能承受分析训练这一负担，而且医学知识在很大程度上对于分析者是不必要的，那么我们怎样才能得到能应患者的需要而胜任各种疾病的治疗任务的理想型医生呢？“

  我无法预见克服这些困难的办法，而且指出这种办法也不是我份内的事。我只看到了两点：第一，分析工作使你感到棘手，因此最好是不让它存在，虽然神经症无疑也是令人感到棘手的；第二，如果医生能够容忍一批治疗家来为他们卸去治疗那异常普遍的由精神因素触发的神经症的繁重任务，而考虑到患者的利益这批治疗家又始终与医生保持联系，那么每个人所涉及到的利益都将暂时得到满足。

  “这是你就这个论题最后要说的话吗？

  或者你还有什么别的要说？“

  是的，确实还有些话要说。

  我要提出第三种利益——即科学的利益。

  我在这方面所要谈论的对你并无多大关系，但是相比之下，这对我却是最重要的问题。

  因为我们根本不希望精神分析学被医学吞没，然后在精神病学课本中找到其最后的栖身之处，同诸如催眠暗示、自我暗示、劝诱等治疗手段——这些治疗手段孕育于我们的无知，应该感谢人类的懒惰和怯懦使它们得以产生短命的效力——一起并列在“治疗方法”的标题之下。精神分析学应该有更好的命运，而且我们可以指望它确实能遇到更好的命运。

  作为一门“深度心理学”，作为一套论述无意识精神的学说，精神分析学可能成为一切关于人类文明及其主要内容：如艺术、宗教、社会秩序等的发展史的科学所必不可缺的知识领域。在我看来，它已经为这些科学解决它们自己的问题提供了极大的帮助，但是相比之下这些还只是小小的贡献，如果文明史家、宗教心理学家、语文学家等等都说服自己去运用这一听从使唤的新的研究方法，它的贡献将远远不止于此。

  运用分析法治疗神经症仅仅是精神分析学实际应用的一个方面；将来也许能证明这并不是最重要的方面。

  不管怎么说，仅仅因为这一应用触及到医学的利益而牺牲其他各方面的应用，这将是大错特错的。

  说到这里，又一幅美好的前景展现在我们眼前；谁想破坏这一前景，谁就会受到惩罚。

  如果各门精神学科的代表人物愿意研究精神分析学，以便能够运用精神分析学的方法和探索角度来处理他们自己学科内的材料，那么对他们说来，仅仅停留于精神分析学文献中所记载的现有成果是不够的。他们必须学会以那个唯一可能的方法——即通过让自己经受分析的方法——去理解精神分析学。

  这样一来，就会有第二类人加入到需要接受分析治疗的神经症患者的行列中。这类人接受分析是出于汲取知识的动机，但是他们无疑也欢迎他们可能偶然获得的能力提高。

  为了进行这些分析，需要有那么一些分析者，对他们说来，任何医学知识都特别不重要。

  但是这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