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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希姆莱的监督下，到1943年秋，屠杀中心的工作效率达到了最高峰。在奥斯维辛，那些被挑选出来处死的人们，竟列队从吹吹打打的管弦乐队前走过，而这个乐队是由犯人们组成的，由犹太小提琴手阿尔玛·罗塞指挥。然而，特莱勃林卡的情况却全然不同。处死前，被囚的犹太人通常都知道自己即将去死，因受刺激，常常大喊大叫或大笑，恼怒的看守便用鞭子抽打他们；在狱卒替母亲们剃光头时，婴儿常碍手碍脚，便被抓来抛到墙上摔死。犯人若有丝毫反抗，看守们和模范囚犯便用鞭子将全身一丝不挂的受害者驱上开往毒气室的卡车。

  行刑队员的脑中从未闪现过拒绝执行屠杀令的念头。“我只能说‘是！’”奥斯维辛集中营的指挥官霍斯后来供认说，“我从未想到过自己要负什么责任。你知道，在德国，人人都明白，如果某件事出了差错，只有发号施令的人才能负责。”

  行刑队员们也从不问一声这些犹太人是否该死。“你们难道不明白吗，我们这些党卫军士兵是不能思考这些事情的；我们连想都没想过……我们受的是服从命令的训练，根本不动脑筋；我们谁都不会想到不执行命令。反正，我要不g别人也会g。”

  另外，参加灭绝行动的所有人都受过严酷的训练。“如果有令，他会开枪s杀自己的兄弟。命令是高于一切的。”

  （斯坦利·米尔格莱姆在美国做过多次试验，证明盲从并非只限德国人才有。在试验中，米尔格莱姆发现，只有百分之三十五的被试验者拒绝做给别人带来痛苦的事。大部分人只盲从权威的声音。1960年做的这些试验的结果在越南战场上，在某种程度上也在水门事件中，得到了证实。上述情形，在米尔格莱姆的《对权力之服从》一书中已有所阐述。有些行刑队员还很欣赏自己的工作，但这些人都是虐待狂，是冒着遭上司惩罚的危险这样g的。多年前，希姆莱就禁止党卫军的任何人单独对犹太人采取行动。“党卫军的指挥官必须坚强，但不是冷酷无情”他指示特种行动队队长说：“在你工作中，如果你发现某个指挥官越权，或其自我约束力已有含糊的迹象，你要立刻g预。”

  不久前，他曾就未经批准便枪杀犹太人事件向党卫军法律部发出了类似的指示。“如动机系出于自私、虐待或x爱，应根据情况，分别按谋杀罪或杀人罪量刑。”

  这毫无疑问，便是他授权摩根将布痕瓦尔德的指挥官拿来受审的原因。

  将手下的人训练得坚强却又不冷酷，这确是希姆莱的一件难办之事。为达此目的，希姆莱打出“忠贞即荣誉”的口号，试图把党卫军变成武士。因此，他不但向党卫军灌输种族优越感，还灌输忠君爱国，同志情谊，忠于职守，忠诚忠实，勤奋努力，以及武士情c等各种道德观念。他的党卫军是党的“精华”德国人民的“精华”因而也是全世界的“精华”在建立起了向党卫军灌输他的理想的组织体系后，他希望能培养一代新人，“比迄今世界上见到过的要优良得多、宝贵得多”的新人。他亲自向党卫军演讲，告诫他们要有礼貌、要有教养。“无论请客夜宴，或是组织游行，只要有客人在场，我就要求你们注意，那怕是最小的小节，因为我要使党卫军成为讲礼貌的典范，让他们对全体德国同胞都彬彬有礼。”

  党卫军也应成为整齐清洁的模范。“我不想看见哪一件白衬衣上有一个那怕是最小的污点。”

  再者，喝酒时应像绅士，不准暴饮，“否则，我就让人送一支手枪给你，叫你结果了事”事实上，不管他们的任务何等凶残，他们都应该是绅士。1943年10月4r，希姆莱正是怀着这种想法将党卫军的将领召至波森的。这次召见的基本目的是要扩大对灭绝犹太人一事之知情人范围。摩根不久前披露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