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脑子，只是有的人被扼杀了，有的人被吓傻了，有的人将自己那一点才学拿去换了别的好处。要说悲哀，这才是一个民族最大的悲哀。

  茹嫣第一次听见人与人之间是可以这样说话的。她竖着耳朵，努力将每个人的每一句话都听进心去，她想，哪怕是一字不改地将这些谈话发表出去，都是多么激动人心的一篇作品啊。如果做一个电视实况转播，所有那些装模作样的谈话秀，就会像烈日下的冰雕，顷刻间就化作一滩脏水。

  茹嫣见赵姨一直在旁边听着，看得出来，他们说的，她都懂。她也有许多话，但没说。这是一个心里极明白也极宁静的人。后来她离开了一段时间，再来的时候，便说，我们继续过革命化春节。开饭，玉米窝头汤面条。

  真是一点不假的玉米窝头汤面条。玉米窝头是那种地道的粗玉米面，金黄金黄的一层皮，咬一口就有一股地道的玉米气息冒出来。汤面条是手擀的，筋筋道道盘在一碗汤水中间，旁边飘着几片翠绿的菜叶，几缕鹅黄的蛋花，几块鲜红的番茄。再就是四碟佐餐的凉菜和一小碟豆腐r。俭朴中透着一种大贵大雅。茹嫣见了，脱口而出说，呀！一个主妇，在大年节中，拿出这样的一桌饭菜，真是大手笔！

  卫老师一听脸上漾起幸福的笑意，说，别这样当着面夸她呀，我这夫人和海根一样，很爱骄傲的。

  一餐饭，吃得又爽口又利落，还有些意犹未尽。

  众人又回到各自座位上，聊了一会儿，达摩说，卫老师该休息了。

  卫老师沉寂了一下，说，还有一件……不知道是喜是悲的事，想告诉你们。

  大家便静了声，望着卫老师，不知道这话头子下面会是什么。又望望赵姨，赵姨脸上也读不出什么。

  卫老师说，前些日子，收到一封信，是我外孙女寄来的。

  大家一听，都呆了。便是说天上掉下一个外星人，也不如这个消息让人震惊。一个个不说话，等卫老师继续说。

  卫老师说，这个自称是我外孙女的人说，她叫方亚，在北京读书，不久前去看望她的一个舅爷，就是她姥姥的弟弟。这个舅爷是台湾的一个学者，来大陆参加一个学术活动。那老人告诉她说，在海外，读到一本书，是一个叫斯卫的写的，斯卫的原名叫卫立文，是你的外公，你应该想法和他联系一下。她就上网查到了我的一些资料，又和出版社联系，要到我的地址，说先写来一封短信，看看是否能联系上。信里留下了她的地址、电话和电子邮箱。

  卫老师说，接到这封信，我差一点犯病，只觉得心脏很难受。

  卫老师指指夫人说，她就赶快给我吃了药，还加了安眠的，让我好好睡了一个晚上。第二天，才稍稍平静下来。我想，这个外孙女应该是我第二个孩子的女儿。第二个孩子是五三年生的，算算该是五十岁的人了。我前妻与我同年，如果还活着，也是八十出头。还有一个儿子，五一年的。就这么一封要人命的短信，一下让我想起来那些往事。我和夫人商量了一下，她说，既然已经来了，还是面对的好。于是，我就给我这个天上掉下来的外孙女打了电话。孩子比我冷静，很亲热地在那头叫了一声外公。我却受不了了，眼泪哗哗流下来，好半天说不成话。我问，你外婆呢？她说，我没有见过外婆，她在我出生前就死了。我问你妈妈呢？她说在乌鲁木齐，她说她就是在乌鲁木齐出生的，在那儿读到高中才出来。我问到我的大孩子，我说你舅舅呢——也就是你妈妈的哥哥？外孙女说，她也没有见过，听妈妈说过，文革的时候自杀了，自杀的时候还不到二十岁。这还是近两年才告诉她的。我不知道，在我前妻带着两个年幼的孩子离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