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十年代末，大陆“学潮”、“民运”风波乍起，政局一度紧张。台湾当局“大陆工作会”迅速作出反应，给各种途径入境大陆人员下达了“战略方针”和策略、任务：密切掌握大陆在政治、经济以及其它社会领域中随时出现的种种不稳定之迹象，及时运用各种方式“拓展工作”，多方面地访问大陆民众与中共政权者的关系，设法广泛地制造和扩大大陆民众对政府的不满和对立情绪，久而久之使大陆民众向“台湾思维”转化，以从根基上使中共政权逐步动摇和瓦解。

  与此同时，“大陆工作会”组织印刷了大量多品种“心战品”，通过海漂、空漂、走私货船挟带、入境人员携带等多种途径向大陆输送。这些“心战品”，有的以海外某些民主团体名义出现，如“海外中国青年民主联合会”、“香港中国民主同盟会”等，有的冒名大陆民主运动组织，如“广州学生纪念‘四·五’暨‘五·四’活动指挥部”、“上海学生联合会”、“中华全国学生联盟”等；还有的直接伪造成大陆小报或地方报刊，把港、澳、台一些报刊上攻击诬蔑大陆现政权的文章加以剪辑、转载，大量印刷发行，诸如《泉州晚报》、《雷鸣》等报刊。1988年10月至1989年3月，拉萨发生大规模s乱之际，台湾“大陆工作会”组长高某某，率一个特务组潜伏在甘肃临夏自治州，频频向台湾发报，请求输送“心战武器”，“越多越快越有威力”。并报告了他们煽动拉萨s乱的工作计划：“宣传舆论先导，聚集骨干参与，鼓动民众参加，迫使中共放弃四项原则。”

  1989年4月至6月，中国学潮迭起。台湾当局头脑发热。

  以为“政治反攻”“业已获得国际广泛的肯定与大陆同胞的回响”，“反共复国之机来临”，连续召开中常会，国民党全会，发表一连串声明：“推翻共产暴政乃统一的先决条件”，并拟定了所谓“支持援助大陆民主运动举措”，指令一切入境人员要“超负荷加速运转”，“强力推进大陆民主化之进程”。于是，一批批台湾“大陆工作会”骨干精英，频频出现在大陆“学潮”潮头上“大陆工作会”骨干陈某，打着“中国民联”旗号，组织了震惊一时的“三十三人签名事件”。

  上海国家安全局曝光“周某案”：周某于1988年出境，接受了台湾特务机关专门训练，潜回大陆后秘密发展了曹某某等5人特别工作组。大陆闹起学潮风波后，周某根据台湾军事情报局事先约定的“漏格密函”，（即明信中第6个字、第8个字……）依次拣出的字系密令内容，查获函为“把握现状，参加学运，回报成果”。周某据此发动力量参与闹学潮，煽动暴乱，被公安机关一举查获。

  从1989年5月中旬起，“大陆工作会”组长王某某率领一班人马驻扎在天安门广场上，随时向台湾“自由中国之声”传报电讯，以“来自天安门的消息”向全世界播放；如“5月20日，绝食团总指挥要向全世界宣布，天安门20万大学生将全体立即绝食……”“工自联”宣布：政府不在24小对内无条件接受学生的要求，从即日起举行全市工人总罢工……当一批批台湾“大陆工作会”派遣到大陆制造动乱的骨干被查获曝光后，连一贯抵赖的台湾当局也不得不表白辩解：“……我们确有一些工作人员进入大陆工作，但我们不能替中共证实他们所逮捕的是否为我敌后工作人员……”

  在投资经商的背后

  进入九十年代以来，随着中国大陆政治稳定、经济繁荣、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台湾当局眼看过去强力推行的一套“民主运动”措施渐渐失效，于是，立即调整“战略方针”，积极“顺应”大陆改革开放政策，打着回大陆经商、投资办企业的幌子，以公开掩护秘密，以合法遮盖非法，以“企业化”掩护“政治化”，支持怂恿大批黑帮向大陆发动了新的攻势——1991年春天，仿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