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了一会儿，当他们离开大厅，玛丽说道：“那是真正的原因吗？”

  麦克雷瞥了瞥她，说道：“你的意思是说，我们要去阿三星卫二号，是因为我们害怕一个精神错乱的社会包围着我们，会给我们带来恶果，是因为一个如此疯狂的社会，会使我们感到不安，是吗？我想任何一个理由都是充分的，当然对你而言更该如此。”

  “我不应该问吗？”她盯着这个修饰整齐的特普兰的年轻官员。“我只能——”

  “你应该做你的治疗工作，如此而已。我没有指点你如何治疗病人，为什么你要在处理一个政治事件上对我指手画脚？”他冷冷地看着她，“然而，我要告诉你没有考虑过的‘50分钟行动’的一个深层目的。一个精神病人的社会完全有可能在25年内产生一些我们可以利用的技术思想，特别是那些狂躁症患者，他们是最活跃的阶级。”他按下电梯按钮，“我知道他们富于创造力，就像偏执狂一样。”

  玛丽说：“这就是为什么地球没有尽快派人去那里的原因吗？你想知道他们的思想是如何发展的？”

  麦克雷微笑着，等着电梯，他没有回答。

  玛丽认为，他看起来对自己有十足的把握。就精神病学的角度来解释，这是一个错误。也许还是一个严重的错误。

  大约过了一个小时，她回到在马林县的房子。继续整理行李时，她认识到在政府的立场中存在着基本的矛盾。首先，他们调查阿三星卫二号的文化是因为他们害怕它会变成致命的危险，可同时他们又在探究它是否会发展出什么有用的东西。大约一个世纪以前弗洛伊德就指出过这种二元逻辑的谬误，实际上每一种假设都在相互抵消对方。政府不可能两者兼得。

  精神分析学曾经指出，一般而言，当对于一个行为给出了两个相反的原因，那么真正的潜藏的动机不是其中任何一个，而是人——或者，在这个案例中的政府官员们——没有意识到的第三种驱动力。

  她不知道这个项目的真正动机是什么。

  无论如何，她志愿服务的这个项目显得不再那么理想化，而是别有用心。

  不管政府实际的动机是什么，她有一个清晰的直觉：这个动机是高明、严酷而又自私的。

  而且，此外，她还有一个直觉。

  也许她永远也不会知道动机是什么。

  玛丽正在全神贯注地收拾她满抽屉的毛衫，突然她意识到这里不再是她一个人了。两个男人站在门口，她敏捷地转过身，三步并作两步地走过去。

  “里特斯道夫先生在哪儿？”年龄大一些的男人问道。他出示了一下扁扁的黑色身份卡。她明白了，这两个男人来自她丈夫的办公室，中情局旧金山分部。

  “他搬出去了，”她说，“我给你们他的地址。”

  “我们得到消息，”年龄大一些的男人说道，“一个身份不明的线人告诉我们您的丈夫可能正打算自杀。”

  “他总是那样。”她一边说，一边写下查克现在住的那个陋室的地址，“我不会为他担心的。他有慢性病，但决不会死的。”

  年长的中情局特工怀着y森森的敌意看着她：“我知道您和里特斯道夫先生分居了。”

  “如果和您有什么关系的话，我可以告诉您是这样的。”她投向他一个简洁而职业化的微笑，“现在，我可以继续整理行李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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