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r />   段时间，也就得过且过了。

  84年我出生，学校给分了套四十平的两居室。94年民办教师改革，父

  亲被赶到了小学。混了几天日子，他索性拍屁股走人，在我们村东头桔园承包了

  片地，建了个养猪场。二年在老宅基地上起了两座红砖房。因为交通方便，村

  里环境又好，市区的房子就空到那里，一家人都搬回村里住了。当然，其实我童

  年的大部分时间都是在农村度过的。母亲上课忙，只能把我撇给爷爷奶奶。后来

  在城里上小学，也是爷爷和父母每天接送。

  父亲的事让一家人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爷爷四处托人打点关系，最后得到

  消息说主要责任人跑了，担子当然落到父亲头上，号子肯定得蹲，至于蹲几年要

  看“能为人民群众挽回少财产损失”了，“谁让命不好，赶上严打”。上大学

  之后，我才知道97年修刑后的新一轮严打，我父亲就是受害者。父亲办养猪场

  几年下来也没赚少钱，加上吃喝“嫖”赌（嫖没嫖我不知道），所剩无几。家

  里的存款，爷爷奶奶的积蓄，卖房款（市区的两居室和宅基地上的一座自用房），

  卖猪款，卖粮款，造纸厂的废铜烂铁，能凑的都凑了，还有2万缺口。当时姥

  姥糖尿病住院，姥爷还是拿了3万，亲朋好友连给带借补齐5万，还缺4万。这

  真的不是一笔小数，母亲当时千出头的月工资已经是事业单位的最高水准了。

  家里不时会有“债主”上门，一坐就是一天。奶奶整日以泪洗面，说都是她

  的错，惯坏了这孩子。爷爷闷声不响，只是抽着他的老烟袋。爷爷也是个能人，

  平常结交甚广，家里遭到变故才发现没什么人能借钱给他。母亲整天四处奔波，

  还得上课，回家后板着一张脸，说严和平这都是自己的罪自己受。

  一家人里最平静的反倒是我。最初哭过几次鼻子，后来也就无所谓了。最难

  堪的不过是走在村里会被人指指点点。当时学校里来了个新老师，教地理兼带体

  育，在他的怂恿下我加入了校田径队，每天早上5点半都得赶到学校训练。母亲

  4点就会起床，给我做好饭后，再去睡个回笼觉。她已经许久没练过身形了，

  毯子功不说，压腿下腰什么的以前可是寒暑不辍。有天匆匆吃完饭，蹬着自行车

  快到村口时，我才发现忘了带护膝。为了安全，教练要求负重深蹲时必须戴护膝。

  时间还来得及，我就又往家里赶。远远看见厨房还亮着灯，但到大门口时我

  才发现门从里面闩上了。我就敲门，喊了几声妈。好一会儿母亲才开了门，问我

  怎么又回来了。我说忘了带护膝，又说厨房怎么还亮着灯，我走时关了呀。这时，

  从厨房出来了一个人，高高瘦瘦的，小眼大嘴，是我姨夫。我也没想，打了声

  招呼，拿上护膝就走了。姨夫是邻村村支书，手里少有点人脉，这时来我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