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到遗传，很觉得不耻，我有些愤愤说道：“遗传个屁，他们根本都认不全一篇新闻，更别说看书了。”我说的他们自然是指陶春兰和李文白，往日苦难在脑海中牢固的盘踞着，使我不愿与他们有任何关系，如果我能选择的话。

  想到李木也在车上，不得不马上起我的激动，只是别让李木觉得我是一个憎恨过去苦难生活的人，他或许和我一样，但一点没有表现出来。

  梁凤书明白我心中对苦难的怨恨，不接我的话，对李木说：“这样算来，你这两年不是看了两千多本书？天啊，我要是能有二哥一半的阅读量就好啦。”

  李木解释说：“两千多应该是没有，一千多是有的，必定有的书还是要花上几天时间的，像那些长篇巨著，也得三五天，乃至一个星期才能啃明白，最近读哲学，更是慢了，还要往返的去图书馆查资料，有这图书馆真好，很多新华书店没有的，图书馆都能找到。”

  看来李木能快速的当上经理，一定是强大的阅读量使他变得与众不同，社会上读书无用论甚嚣尘上，那时我虽然二十来岁，可坚定的认为，看书于没有背景、没有靠山的穷苦人还是有用的，而且这可能是穷人唯一的出路。

  贾平凹的书中写道：‘当官靠后台、出名靠电台、挣钱靠乱来’，乱来也确实能挣着钱，这样做的人也很多，但需要胆量，没有强大的家里背景，结局可能和耀仔他们一样，早晚的事。陶春兰教导：“不要杀人放火，不要犯法，穷不欺、恶不怕。”我和李木都遵从了陶春兰的教导，简短而直白的话，胜过诸子百家。

  台湾作家柏杨说我们整个社会是一个大酱缸，出门五年，已经不算短，我也认为，都是一个大坛子泡出来的，谁也不能是清白身，只要灵魂还没有离开这个世界，就将继续浸泡下去，味道会越来越浓，原本的纯洁美好会渐渐消失殆尽，一个酱缸里终究味道会调和成无差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