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因真实而虚假，那么文学则恰是因虚假而真实。在史学中个人如尘粉般微不足道，而在文学中个人则是一切。史学有史学的使命，史学难以摆脱被时世所改写的命运；文学则有文学的使命，文学（指真正一流作品）则因抵抗历史的催眠和岁月的同化而走向神圣和不朽。

  自我意识的迷失一度使中国小说成为受控制的附庸并陷入困顿，而自我意识的苏醒又使中国小说走向复苏。感觉到那只“看不见的手”（即张新颖所说的社会“大手笔”）的存在，就是个人知觉复苏的标志。

  凸凹的长篇小说《慢慢呻吟》叙述的便是特殊年代中国人的心灵史，其历史背景是人所共知的：从大炼钢铁的五十年代末到“普及大寨县”的七十年代中后期，共二十年的历程；地点是荒蛮的村落；人群则几乎是“放之四海皆准”的一堆面孔，是岁月的棋盘上星罗棋布的棋子，是复数的“我们”。他们当中有“左派”，但“极左分子”一样地古道热肠；他们当中有“右派”，“右派分子”却使小村落传统的生存秩序受到破坏。今天的人们实在不能以“好人”和“坏人”来区别他们，因为所有的人在同受煎熬，所有的心灵都需要抚慰。归根结底，他们都是常态的人，是被历史“催眠”、在岁月中失去了自我意识的芸芸众生，不过是完成命运给他们规定好的角色而已。他们的故事完全“合理”，他们的经历是共同的经历，如同作家筱敏所言：“一九六六年以后的事件看上去眼花缭乱，但以我当时一个少年人的眼光看去，却几乎没有哪一事件是轨道以外的，所有纷争与r搏都统摄于那惟一的信仰和理想。”（《游行》，载《作家》一九九九年第二期）；然而，就在这些人们已经习惯了的历史痕迹面前，作家却以一种纯粹个人化的视角透视他们，作家自己在试图摆脱任何“催眠”，而以纯粹的民间立场（即个人立场）看待这些熟悉的昔人旧事，读者便感受到深邃的历史况味与彻骨的大悲悯。历史因他的回顾而显得残酷——尽管他采用的是平易的笔调，甚至还夹杂着一些黑色幽默——不，应该叫红色幽默。在凸凹的文本面前，伤痕文学与反思文学已经不再解渴。《慢慢呻吟》令人战栗和惊悚。这种感觉，还是在看根据严歌苓小说改编的电影《天浴》时有过，除此之外，已经许久不曾有了。

  凸凹不愧是一名出色的文人型作家，长期的随笔写作（尤其思想随笔和读书札记）使他具备了鲜明的个体意识。这使他的作品显得高深莫测。当然他把他的个人意识隐含在背后，从不暴露，并不去破坏时间的连续性，小说便很好读，故事起落转合，让人拿得起，放不下。他的目光落在了千万个村庄中的这一个。九州之内不知能找出多少个翁太元、翁息元、翁送元、翁上元、翁七妹、南明阳、谢亭云……但他们一旦被作家选定，他们便同作家——还有我们——一道歌哭着上路了。所谓的“共鸣”，实际上是时代留在每个人身上的印记的焕发。作家的高明之处，在于他在公共生活和个人生活中设置的深刻的隐喻。这种隐喻，不仅是唤起我们对历史的重新思索，更提醒我们，我们现在仍处于。历史“之中，不要忘了保持清醒的神经。

  整部小说中，我最敬重的是翁七妹和谢亭云。翁氏家族的男人们（以翁上元为代表）基本在昏蒙状态中扮演着命运安排给他们的角色——尽管他们很善良，生命状态也很粗放，但他们再挣扎，也不可能超越意识的最大外围限度。别人已经听见了他们本能的呻吟而他们自己却浑然不觉。翁家女性的自我意识则在不知不觉中苏生。苏生了，而又没有去处，她们依旧逃不脱时代与社会的宿命，这是生命的大悲恸，小说亦因此而显示了它的深刻与无情。翁七妹死后，翁上元终于惊醒：“他的亲人的墓x旁边，就留着他的墓x；他的墓x旁边，已早已给翁大元们留下了位置。x！生不生有啥个意义呢！”这是绝望中痛彻肺腑的天问。他们已经不甘于命运安排好的角色了。作家最终还是心软下来，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