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太的心与手在那片光上停留了一下。忽然想起她小时候，站在大门口看人家迎亲，花轿前呜哩呜哩，回环的，蛮性的吹打，把新娘的哭声压了下去；锣敲得震心；烈日下，花轿的彩穗一排湖绿，一排粉红，一排大红，一排排自归自波动着，使人头昏而又有正午的清醒白醒，像端午节的雄黄酒。轿夫在绣花袄底下露出打补丁的蓝布短裤，上面伸出黄而细的脖子，汗水晶莹，如同坛子里探出头来的肉虫。轿夫与吹鼓手成行走过，一路是华美的摇摆。看热闹的人和他们合为一体了，大家都被在他们之外的一种广大的喜悦所震慑，心里摇摇无主起来。

  隔了这些年娄太太还记得，虽然她自己已经结了婚，而且大儿子也结婚了——她很应当知道结婚并不是那回事。那天她所看见的结婚有一种一贯的感觉，而她儿子的喜事是小片小片的，不知为什么。

  她丈夫忽然停止时事的检讨，一只手肘抵在炉台上，斜着眼看他的媳妇，用最潇洒，最科学的新派爸爸的口吻问道：

  “结了婚觉得怎么样？还喜欢么？”

  玉清略略踌躇了一下，也放出极其大方的神气，答道：

  “很好。”说过之后脸上方才微微红起来。

  一屋子人全笑了，可是笑得有点心不定，不知道应当不应当笑。娄太太只知道丈夫说了笑话，而没听清楚，因此笑得最响。

  （一九四四年五月）

  相　见　欢“表姐。”

  “嗳，表姐。”

  两人同年，相差的月份又少，所以客气，互相称表姐。

  女儿回娘家，也上前叫声“表姑”。

  荀太太忙笑应道：“嗳，苑梅。”荀太太到上海来发胖了，织锦缎丝棉袍穿在身上一匝一匝的，像盘着条彩鳞大蟒蛇；两手交握着，走路略向两边一歪一歪，换了别人就是鹅行鸭步，是她，就是个鸳鸯。她梳髻，漆黑的头发生得稍低，浓重的长眉，双眼皮，鹅蛋脸红红的，像咸鸭蛋壳里透出蛋黄的红影子。

  问了好，伍太太又道：“绍甫好？祖志祖怡有信来？”

  他们有一儿一女在北京，只带了个小儿子到上海来。

  荀太太也问苑梅的弟妹可有信来，都在美国留学。他们的父亲也不在上海，战后香港畸形繁荣，因为闹共产党，敏感的商人都往香港发展，伍先生的企业公司也搬了去了。政治地缘的分居，对于旧式婚姻夫妇不睦的是一种便利，正如战时重庆与沦陷区。他带了别的女人去的——是他的女秘书，跟了他了，儿子都有了——荀太太就没提起他。

  新近他们女婿也出国深造了，所以苑梅回来多住些时，陪陪母亲。丈夫弟妹全都走了，她不免有落寞之感。这些年青人本来就不爱说话——五十年代“沉默的一代”的先驱。所以荀太太除了笑问一声“子范好？”也不去找话跟她说。

  表姊妹俩一坐下来就来不及地唧唧哝哝，吃吃笑着，因为小时候惯常这样，出了嫁更不得不小声说话，搬是非的人多。直到现在伍太太一个人住着偌大房子，也还是像唯恐隔墙有耳。

  “表姐新烫了头发。”荀太太的一口京片子还是那么清脆，更增加了少女时代的幻觉。

  “看这些白头发。”伍太太有点不好意思似地噗嗤一笑，别过头去抚着脑后的短卷发。

  “我也有呵，表姐！”

  “不看见*獱！”伍太太戴眼镜，凑近前来细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