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而在当时的中国境内。各种外币的市场保有量大得惊人。按照当时的一份粗略调查，仅仅是在中国市面上流通的日元，就超过五亿之多，而这还是在日本占领东北三省，关内反日风潮高涨的情况下。至于英镑和美元在中国市场上的流通数量，恐怕还要更高一些。

  为了更好更隐密地花掉这些“钱”，林汉和汉娜使用了多种手段和防范措施。

  首先，就是就是上海的几个金融中心里必须有人传递消息，以便能及时把握当地银行对市场上出现的大量伪（蟹）钞的警惕性。早在1931年汉娜在德国的科研人员还在为研制印钞技术而进行“技术攻关”时。在上海的攻关就已开始，英、法、美、日等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在上海开设的分行办事处。都有职员在他们的“公关”下被买通，随时可以提供银行内部的反馈情报。

  1932年六月。第一批“价值”五百万的假美元被送到中国，七月，“价值”一千万的假日元也到达中国。十一月后，“合格”的英镑的也被印了出来。最初，汉娜这伙人首先在上海小规模小批量地使用，用于套购金银等贵重金属，结果市场反映良好。无论是银行还是商户，都没有对这批钞票的真实性产生怀疑。

  不过为防万一，汉娜在上海一直都暗藏了一支人数超过五十人的特种部队，装备以芝加哥打字机、狙击步枪为主力武器，单兵火力极其强大，其任务只有一个：一旦有内部人员在套购物资使用假（蟹）币时东窗事发被捕，这支特种部队就负责救人或灭口。所幸的是，由于这批德国制造的美元和日元和真钞的差别微不可察，使用了近一年都没有发生意外。

  汉娜和林汉曾将自己印制的假（蟹）钞和真钞，请鉴定专家进行过鉴定，十张假钞和十张真钞混在一起，鉴定专家拿着放大镜看了半天，愣是无法从印刷纹路上分辩出来——在林汉和汉娜的“微控”能力面前，他们自制的印钞模版和真货模版近完没有差别，可以达到原子级别的精确，“误差”仅仅只是原子级别的（等于没有）。唯一可能分辩出来的手段，是得放在试验室里用专业的灯光照射分辩色谱才会判断出差别。但是寻常的银行，哪有用得了这么高精尖的仿（蟹）伪手段。

  为防万一。汉娜派往上海的间谍，以美国人的身份在上海注册了多家皮包公司，然后使用自己印制印发的“真钞”。雇佣了一批中国买办，轮流在上海滩的各条商业街和批发市场疯狂扫货。金银贵金属、皮草药材，丝绸布匹，粮食和矿物，几乎是什么商品都收购。

  贵金属和矿物被运回德国给德国的战争机器输血，皮草药材，丝绸布匹还有粮食，则在中国进行内部交易消化进行“洗（蟹）钱”，有的出售给市场以金银的形式收回再运回德国。有的则直接做为援共物资送给江西红军，而有的则拿来贿赂从中吃拿卡要的炮党官员和地方大大小小的军阀。而到了1933年，六月，当红军取得了福建的出海口后，汉娜在上海开设的皮包公司，用假钞收购来大量的粮食和药材，装上轮船掉头南下，直接就在福建东山港停靠，转手送给红军。

  另一方面，江西苏区的红军也是“德版”美元、日元、英镑的使用大户。赣州围城时。红军就是大撒钞票，使用林汉提供的“外汇”从守军中大肆收购枪枝、子弹甚至火炮和炮弹。不过在使用“外汇”这一点上红军还算有节操，基本上都是用来贿赂“防守悍将”马司令。至于底层的守军官兵，红军主要是使用德国“帮忙”印制的，南京国民政府发行的法币来收购对方手中的武器弹药。

  南京国民政府发行的法币的防（蟹）伪能力比日元还要糟糕，纸质和印刷质量也不佳，最初德国人印制的，反而因为质量“太好”而无法使用，后来有意降低了质量后才印出了完美的法币�